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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蒙理性的二元性 有人可能纳闷，判定一种思想是不是启蒙思想，有那么难吗?标准很简单啊：看它承认不承认理性的绝对权威就可以了么。这恰好就是最典型的一种关于启蒙运动的简单化理解。对此，人们可以立即提出一个追问：什么叫理性?也许对所有“反启蒙”者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几乎都肯定地认为，启蒙运动崇尚的理性就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理性，它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是人类固有的一种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趋利避害并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推理能力。当然，许多支持启蒙的人可能也持这个看法。可事实上这种“科学理性”并不是启蒙所宣扬的“理性”的全部。应该说它只是启蒙理性的一半，甚至可以说只是启蒙理性比较表层的东西，而它的主要活动中心也并不是在一直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主战场的法国，而是在英国或苏格兰，并与英国特有的经验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启蒙理性的另一半，或者说启蒙时代人们崇尚的另一种理性(也许这还是启蒙理性更深层的东西)，即使不是与科学理性截然对立也是与其大相径庭的。因为它虽然也讲推理，也讲趋利避害，也讲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并不绝对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关注人的心灵感受、道德价值和人格完整，同时还不排斥宗教信仰，甚至把信神作为实现其社会变革方案的必要条件。这种理性的倡导者，我们知道，主要就是卢梭。卢梭是一贯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坚持捍卫宗教信仰的，为什么?原因就是他感到这个世界上坏人太多。由于坏人太多，要做好人就很难，这不仅愚蠢而且危险。可是我们又不能不做好人，也不能不提倡大家去做好人，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诉诸宗教了，也就是必须设想有一个由神主导的后世的存在，在那里有德的人可以得到奖赏，缺德的人则会受到惩罚。卢梭当然也懂得宗教是一件压迫工具这个道理，但他同时相信唯物主义无神论也是这样一件工具。而且他还尖刻地认为，鼓吹无神论的启蒙哲人们反对宗教，只是因为他们要和教士们争夺知识上的主导权，为此他们需要得到政治当权者的支持，因为后者本性上都讨厌会限制他们的权力和贪欲的宗教。这也就是说，在卢梭看来，唯物主义无神论只是那些希图满足自己的知识的自负启蒙哲人讨好政府官员的一件工具，目的是在他们同教会的话语权斗争中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庇护。此外，卢梭还认为无神论实际上是为贵族、为有钱人服务的，因为无神论不相信彼岸的天堂，主张天堂就在此岸，在人间。可是，能在人间建立自己享乐的天堂的人，除了有钱人还能是谁呢?穷人反正是无法在此岸住上天堂的，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后世，希望死后灵魂能住进天堂。所以卢梭说，真正需要宗教信仰、需要上帝的人是那些受苦的人，他们因为在此世没有机会享受幸福，因而非常需要在困苦之中得到一点希望和慰藉，可就这点可怜的东西，野蛮的无神论都要把它夺走，实在太不像话啦。④这里，我们看到了卢梭对劳苦大众的确怀有一种至真至切的关怀，然而他的这些看法却完全不符合那种被认为是启蒙运动基本依据的科学理性，而且卢梭的主要活动范围又恰恰是在法国，即在那个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主战场的地方。同时我们还知道，尽管卢梭生前一直受排斥，但他的影响却在他死后(卢梭和伏尔泰均卒于1778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法国大革命的临近，卢梭的思想越来越受欢迎，终于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压倒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流，而成为大革命的主导意识形态。 就因为卢梭常有类似的与启蒙主流作对的言论，许多人曾把他认作“反启蒙”的主要先驱。然而我想他们也会不得不带着强烈的困惑承认，卢梭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一员主将，因为启蒙时代一篇最大胆、最全面的批判基督教的文字正是出自他的笔端——那就是《爱弥儿》第四卷里的那篇“一个萨瓦省牧师的信仰自白”。就连处处看不惯卢梭的伏尔泰在读到这篇文字时，都忍不住要击节赞赏。⑤也正是在这篇文字里，卢梭还设想了一种用以取代基督教的“真诚教”或“良心教”，该宗教的终极依据，既不是神启，也不是理性，而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自然情感，是一种心灵的“真诚”；而其终极目标，则是让现代人摆脱人格分裂状态从而成为“完整的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故而也是和启蒙的精神完全合拍的，因为整个启蒙运动的最高理想，本来就是要为人类设计一个最符合人性的社会。由此可见，所谓“启蒙理性”实际上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或者说启蒙运动所依据的理性实际上有两种，而这两种理性，不是别的，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  t)”和“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 t)”：前者是伏尔泰们所尊奉的科学理性，后者则是卢梭们所钟爱的人文或人本理性。其实这两种理性，在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中都普遍存在，只是科学理性更多地与来自培根的经验主义传统相关联，因而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表现最为突出，而人文理性更多地与来自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即所谓大陆理性主义)传统相关联，因而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表现得更为活跃：实际上即使是十分推崇英国经验主义的法国启蒙主流派，由于受本土思维传统、精神气候的影响，也还是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人本主义终极关怀，总要把英国人有关权利的各种具体概念演绎成普适的抽象口号，以至于他们关于工具理性的宣扬本身就缺乏底气，他们的优势为直接从笛卡儿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卢梭所取代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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