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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赋人权的内在冲突：自由与平等 启蒙运动内部的第三个重要的张力，存在于自由与平等这两个理念之间。本来，自由与平等是自然法规定的两项最基本的天赋人权。启蒙时代人们也普遍认为，这两项权利若真正得到了实现和保障，人类社会便进入了最理想的状态，其他一切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如财产、幸福、安全、免于压迫等等，都将自然到位。当然，发展出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法国启蒙哲人群体；而使这种观点发展为全球性的共识、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的，也主要是在法国启蒙激励下发生的法国大革命。 大概自法国大革命时代起，自由和平等就一直同时为一切正义的人们所孜孜以求。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由于人们的天赋条件有很大的差异，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很难同时兼顾或兼容。举一个最容易为我们理解的例子：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物质生活资料虽然很匮乏，但毕竟人人的生活状况都差不多，没有显见的贫富差异，大家享受着一种经济上的大致平等，只是这平等完全是靠抑制人们发挥个人聪明才智的自由换来的，当然同时受到抑制的还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改革开放后，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自由发挥了，国民经济发展开始起飞，可是社会的贫富分化进程也随之起步，经济平等很快不复存在。一般说来，发挥个人天赋的自由总是和社会的经济平等状态不相容的，这里“自由”多一点，“平等”自然就要少一点，反之亦然。尽管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过度的经济不平等毕竟也能成为一切罪恶的总根源，所以能否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是问题的关键。 然而这恰恰也是问题的难点：自由与平等之间常常表现出的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对抗。我们知道，早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就出现过自由派和平等派的对立，最后是自由派大获全胜而平等派全军覆没。这事情应该归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经验主义传统。由于一切以经验为重，英国人的自由观和平等观都是非常具体的，无法突破阶级利益的狭隘眼界，而基于当时英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在革命中得到伸张的只能是有产阶级的自由权利，而广大下层人民的自由权利——也就是“平等”，则基本上被彻底忽略了。而作为英国革命产物、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源头之一的洛克自由主义思想，虽然也从天赋人权的意义上肯定了自由与平等的价值，但它特别强调的终究仍只是自由而不是平等。英国这种重自由轻平等的早期启蒙思想传到法国后，在大陆理性主义传统和法国特殊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渐渐发生了变化，演化成一种法国启蒙所特有的自由与平等并重的意识形态，只是自由与平等这两个理念同时也演化成了两个含混不清的抽象口号。这种抽象化大大拓宽了自由平等理念的适用范围，并由此推动了法国大革命激越浪漫的政治实践，但却丝毫没有消除这两个理念之间的对抗关系。事实上，主要是由于反平等的特权等级势力过于强大，后来法国大革命对自由与平等的贯彻完全是以平等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在大革命中实现的，基本上只是第三等级“平等”热望的“自由”表达。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关于平等的诉求是极为夸张的：人们不仅要求权利(政治)平等，同时还要求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不仅要求起点平等，而且要求终点平等；不仅要求“生而平等”，而且要求“始终平等”。总之他们狂热地试图建立一个没有大贫大富的社会，试图杜绝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这就难免要大规模地压抑“自由”——本来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导致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严重侵害。 显然，较之只要自由不要平等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走的是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即只要平等不要自由，(12)尽管它同时打出了自由和平等这两面旗帜。法国革命对平等价值的片面高扬不仅事出有因，而且不无积极意义(它事实上启动了现代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无论如何它终究还是片面的，或者说是对自由与平等之间关系的协调努力的一种失败。这说明法国人虽然能够在启蒙运动中树立起自由与平等这两大价值，但要真正化解两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他们仍无能为力。而这个矛盾不解决，现代文明的发展就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颇或麻烦。实际上，困扰现代社会的许多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无不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与平等这一对矛盾价值的衍生物，而事实似乎也已经充分证明，所有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各自都只能代表着某种片面性，都无法单独保证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