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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爱的意义 其实，上面谈到的启蒙运动内部存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理性与信仰(或理智与情感)之间、自由与平等之间的三种张力，相互之间是有某种内在关联的，说到底几乎就是一回事。而现代性或现代文明中出现的所有弊端，则全都可以归咎于某个矛盾方面的片面发展。由此看来，形形色色的“反启蒙”者，无论是前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似乎都有些不得要领。他们往往只是在挞伐启蒙运动中某种思潮的片面扩张，却偏要把罪名安到整个启蒙运动头上。当然，如果不是纯粹出于对旧时代黑暗事物(如教会的精神监控和君主专制)的怀旧情绪，他们的意见还是值得倾听的，因为这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这种片面性的认识。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片面性?窃以为某种妥协或调和的艺术实属必不可少，而在这方面特别值得借鉴的，则应该是上面说到过的德意志启蒙运动。其实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也曾出现过这种调和的努力，那就是对“博爱”观念的提出和阐发。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些明智的革命者，如雅各宾派的罗伯斯比尔，如吉伦特派的罗兰，也曾力图在实践中贯彻这种“博爱”精神，以期缓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残酷搏杀——这就是写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三位一体口号的由来。只是很可惜，“博爱”这东西无论在启蒙时代，还是在大革命时代，似乎都不招大多数法国人待见，它事实上被忽略了。何以至此?按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的解释，那是因为当时的法国人普遍关心的主要是自由与平等之类的权利问题，而“博爱”只是一种道德义务，一种情感，而且更糟糕的是，它还跟“该死的”基督教有扯不清的瓜葛。(13)然而，这种僵硬狭隘的观念，今天是不是该变变了呢? 注释： ①Jonathan Israel,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philosophy, 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v. ②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③Cf. James Schmidt，“Inventing the Enlightenment：Anti-Jacobins，British Hegelians and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64/3(2003)，pp.421～443. ④Cf. Rousseau, Jean-Jacques, 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 Dialogues, in tome I des Oeuvres complet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4 tomes, é d. 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 Gallimard, 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n, Paris, 1959-1969, p.971. ⑤Voltaire, letter to Damiaville, June 14, 1762. See Arthur M. Melzer, “The Origin of the Counter-Enlightenment: Rousseau and the New Religion of Sincerity”,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2, June 1996, p.345. ⑥参见前引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第362页。 ⑦参见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刘北成、王皖强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9页。 ⑧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363页。 ⑨康德虽然在1770年以后抛弃了他在大学里掌握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哲学传统，开始构建一个新的体系，但他的新体系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也还是启蒙哲学中的两种基本张力：一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张力，二是科学所描绘的自然界与人类行为的道德领域(其实也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参见同上书，第363～366页)，而他最终创立的哲学体系，其实仍是一个折中主义的二元论体系，其中仍保持着对宗教信仰的尊重。康德的同辈学者、对德国启蒙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莱辛，则表现出一种不同的理论倾向：他试图在一种动态的、辩证的过程中把理性与信仰调和起来——这一点，集中反映在他对基督教信仰的历史合理性的思考中。在莱辛看来，启示宗教是上帝对人类进行教育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促使人类道德走向完善，因此其内容和形式都要随着人类道德水准的提高而变化；而基督教作为一种启示宗教，其真理性也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它并非像法国启蒙哲人所说的那样是自然宗教的彻底堕落，也不应像英国自然神论者所做的那样被还原为自然宗教，而只应被看做是人类走向道德完善(自律)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发展环节，一旦人类成长到有能力直接把握真理了，基督教就将为一种新兴的理性宗教所取代。莱辛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英法式静态的“分析理性”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历史理性”，但莱辛主要是一个文学家而非哲学家，他的论述不够严谨也不成体系，所以他的这一工作的最后完成，还有待于后来的黑格尔(参见赵林：“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与德国启蒙运动”，载《同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⑩参见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61～563页。 (11)参见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142～143页。 (12)当然这一般来说只是革命法国对内政策的特点，就其对外政策而言，情况就有点复杂，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实际上一边在传播自由平等原则，一边又在践踏这些原则。 (13) Cf. Mona Ozouf, “ Fraternit é” , in  Furet et Mona Ozouf, éd.,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 é volution ,  Flammarion, Paris, 1988, pp.73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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