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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上可见，论战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党派利益，在对英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演变过程的相关解释上确实称得上针锋相对。然而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双方似乎却都接受并利用了对方党派曾在17世纪鼓吹过的历史理论框架，从而形成了各自的党派立场与各自的传统历史观的不一致性。(1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的这种做法都是无可非议的，也是顺理成章的。无论从动机上还是从手段上，双方都是在利用历史为各自的现实政治利益和理念服务，因而就使得这场“历史大论战”不仅成了一个党派斗争的现实舞台，而且也成了一个彻底地将历史研究政治化的典型，从而对18世纪英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尤其是对英国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史学发展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相对于此前基督教神学对欧洲史学的绝对干预而言，它代表着欧洲史学逐渐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趋势，是与欧洲史学的世俗化过程相适应的。这场历史大论战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性格不仅符合欧洲史学的这一总体发展趋势，而且也反映出近一个世纪以来历经动荡的英国国内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需要。 英国社会在17世纪中后期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体制革命以后，又在所谓“光荣革命体制”下经过30多年的磨合与调整，到了18世纪20—30年代，以君主立宪为特征的英国近代社会政治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了起来。如果说J.洛克在革命之后不久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对那场社会革命的原理及其合理性进行的辩护还仅仅是原则性的和逻辑性的，那么在经历了30多年的具体实践之后，如何从英国历史演变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该革命的性质、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就成了推动和实现那场革命的社会集团所必须面临的历史使命。 作为该社会集团的代言人，无论是博林布鲁克阵营还是沃尔波阵营，都在尝试着从不同的历史角度为那场革命、从而也是为本集团的所作所为进行历史的阐释。论战双方在赞扬光荣革命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反映出双方在肯定和维护那场社会革命的基本性质及其所取得的基本成果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共同利益；而双方在关于光荣革命前后英国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性质的解释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则说明该社会集团内部两大党派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权益。由此可见，作为一次涉及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行为，这场历史大论战本身无疑是在实践着历史学所担负的社会功能。可以说，它是一种在党派对立尖锐突出的情况下、以较为特殊的方式回应社会需求的历史研究，并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内容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奠定了英国启蒙史学的基础，堪称为18世纪英国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历史研究一旦与现实的政治实用性相结合，势必会影响到研究活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而且这种客观性和公正性还会随着政治实用性的强弱而波动。作为激烈的党派斗争的舞台之一，那场历史大论战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实用性和党派情绪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使得当时以及后来英国的国史研究成了英国历史学中最敏感、最无法达成共识、以至于也是最难以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用的领域。应该说历史大论战是在试图回应社会历史的发展对历史学提出的要求，只是它并没有圆满地解决这个课题，甚至还因其过于强烈的党派色彩而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然而，正是由于它的这种尝试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和遗憾，才促使后来像大卫·休谟那样企图超越党派立场的国史研究的出现。(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