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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为欧洲近代史学的杰出成果之一，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观念也始于比昂多。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观念并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直到18世纪下半叶，它才在爱德华·吉本的著作中得到了响应，并在浪漫主义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确立起来。(23) 实际上，在这场英国历史大论战中，双方阵营在对英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各自的理论解释的时候，不仅在“阶段性”考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分期，而且都对贯穿其中的“连续性”给予了充分的描述，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历史进步主义的倾向。 沃尔波阵营对英国历史的解释主要围绕着两条主要线索展开：一是英国的政治制度从不完善到完善、并逐渐达到完美的历史演变过程，二是英国人民的自由权利从无到有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他们看来，英国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野蛮蒙昧的古代社会逐渐走向文明开化的近代社会的前后相继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由低而高的进步趋势，而政治制度建设的状况就是衡量这种进步性的主要标准。他们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视为英国政治制度的初始阶段，虽然没有规范化的明确条文，但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框架已经存在，即作为统治者的国王和贵族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欺压人民，而人民则没有任何自由权利。诺曼征服之后，国王以欧洲大陆早已实行的封建制度为蓝本，在英国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开始了英国历史上的封建时代。在封建社会里，国王和贵族们的统治地位依旧，尤其是国王掌握的专制权力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如此，英国社会毕竟开始有了规范化的政治秩序，从而脱离了野蛮蒙昧状态，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根本性转变。都铎王朝的建立，尽管并未改变原来的基本统治秩序，但是由于人民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国王不得不对政治机构进行某些调整、并增添某些新因素，从而使得英国的政治制度更加趋于完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国人民开始拥有了某些权利，国王独揽大权而人民毫无权利的时代宣告结束，这是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光荣革命”所确立的各种政治原则及其后所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使得英国的政治体制趋于完美，从而成为人民享有自由权利的根本保障，英国人民从此才真正开始充分地享受自由权利。在这里，“光荣革命”似乎可以被视为又一个开辟了新的历史时期的转折点。然而，沃尔波阵营的理论家们并没有顺着这种思路继续推论下去，而是将它看作始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尤其是都铎王朝以来的英国政治制度不断演变的一个最完善的终点和英国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并根据自身党派利益的需要，在它与自己的统治之间建立起内在逻辑关系。由此看来，根据沃尔波阵营的历史解释，英国社会的历史运动是一个拥有明确的起始点和顶点的、呈直线型渐次向上发展的连续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孔多塞历史哲学体系的萌芽。(24) 相对于沃尔波阵营的直线型发展观，博林布鲁克阵营对英国历史的解释理论具有明显的环周形封闭性特征。他们为英国的历史发展设定了一个至善至美的起点，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深深地植根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人民心中的“自由的精神”和能够保障人民充分享受自由权利的“祖传宪政”。与此同时，他们又为“自由的精神”设定了一个对立的存在——“内讧的精神”，它时刻都在企图干扰人民对“自由的精神”的向往、破坏“祖传宪政”的正常运行，致使英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再出现倒退。“自由的精神”与“内讧的精神”的这种二元对立导致了它们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而斗争的焦点就是恢复还是破坏“祖传宪政”？它们之间的相互斗争构成为英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和主要内容，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幸福”时期（即人民能够享受自由权利）和“不幸”时期（人民的自由权利被剥夺），实际上都是它们二者相互斗争及其势力消长状况的具体体现。“光荣革命体制”的建立是“祖传宪政”的重建，是“自由的精神”战胜“内讧的精神”的结果，标志着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个“二元对立”的周期运动的终结。由此可见，在博林布鲁克阵营的历史解释中，英国的历史发展也是一个有起点和终点的完整过程，只不过他们的这种起点和终点是重合的，或者说二者尽管表现形式不同，而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后者只不过是对前者的回归。与此同时，这个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明显的进步趋势，只是这种进步性仅仅存在于两个“端点”之间。博林布鲁克阵营的这种历史观既有以前基督教神学史观的影子，(25) 也有同时代理性主义史观的要素。(26) 然而，它与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没有神的参与以及从世俗的眼光和党派政治的现实需要出发对英国历史现象所作的具体描述和考察；而它对理性主义史观的最大超越，则在于其丰富的历史发展连续性思想和明确的分期观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博林布鲁克阵营对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社会现状的评价和定位来看，“光荣革命体制”的建立似乎也可以被视为英国历史发展又一次周期运动的新起点，这也完全符合他们自己的党派利益。不过，博林布鲁克阵营的理论家们并未跨出这一步。他们将历史服务于现实政治，在具体的历史叙述中掺入了不少对现实的影射，却严格区分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线，不把二者简单地混为一谈，表现了一定的学术品位。 综上所述，这场历史大论战的双方根据各自党派的现实利益、以“三阶段分期”的模式和历史连续性观念考察本国的历史，这种作法不仅使它在党派斗争的形式下实践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而且为18世纪英国的国史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使得这场论战具备了近代史学的基本特质，从而确立了它作为英国启蒙史学的先驱者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论战双方的历史解释中所包含的这些超越同时代欧洲启蒙史学的因素，既从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决定了此后英国启蒙史学的独特性，也切实地丰富了欧洲启蒙史学，为进一步深刻认识欧洲启蒙史学的多样性提供了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