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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探讨 夏鼐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他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一系列论著，突出地反映其文献根底深厚，擅长历史考据，善于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出发，结合可靠的文献记载，不断进行新的探讨。特别是从方法论上给人启示，引导大家正确地对待文献资料，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 1950年代末，当夏文化问题探索刚着手的时候，夏鼐就曾指出，应该审慎地对待“古史传说”资料，其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有关单位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以后，一些人认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夏文化问题已经解决。夏鼐针对众说纷纭中的糊涂观念，又从基本概念上进行澄清。他指出，“夏文化”应是夏王朝时期的夏民族文化，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分辨不同的时期、地区和族系。又说，夏文化问题在年代学上很麻烦，商年和夏年都有悬殊较大的不同说法，目前并没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烦，“禹都阳城”说出自上距夏禹两千年的《孟子》，另外还有禹都安邑的说法；纵使“禹都阳城”可信，它和东周阳城是否一地仍需证实。这种周密思考、认真分析的科学态度，推动了夏文化探索工作的发展，使有关研究不断深入。 根据夏鼐的学术思想，社科院考古所对于历史时期考古，着重于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兼及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以及若干手工业遗址的考古工作，持续进行，逐步深入，取得显著的成绩。 夏鼐对于古代器物的研究，例如商代和汉代玉器的研究，则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首先，注意探讨中国古玉的质料和原料产地，提倡对各地出土的玉器多作科学鉴定，从矿物学上判别它们的显微结构和所含元素，以便与地质矿产资料比较分析。其次，强调正确判定玉器的类别、名称和用途，不能继续采取传统的“诂经”方法，而应改变为谨慎的考古学方法，即根据各种玉器的出土情况，以及它们的形状，结合传世品和文献资料考证其古名，用途不明的暂时存疑。由此他断然判定，“所谓璿璣不会是天文仪器”。这便为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使古玉研究从礼学家烦琐考证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对历史考古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开拓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 l950年代初，夏鼐在河南辉县第一次亲手成功发掘出古代木车痕迹，并根据辉县战国车马坑和长沙汉代车船模型，进行古代交通工具的复原研究。1960年代起，他则根据考古资料，深入探讨中国科技史上天文、纺织、冶金等方面的光辉成就。 关于天文方面，夏鼐主要是对几幅有代表性的古代星图进行了研究。他曾精辟地指出，中国古代的星图有两类：一类是天文学家所用的星图，它是根据恒星观测绘出天空中各星座的位置，一般绘制得比较准确，反映的天象也比较完整；另一类是为宗教目的而作的象征天空的星图和为装饰用的个别星座的星图。经夏鼐详细考察后发现，后一类有现已发现年代最早的洛阳西汉壁画墓星图，以及最早表现黄道十二宫的宣化辽墓星图；前一类有现存年代最早的唐代敦煌星图。 洛阳西汉壁画墓星图发现以后，曾有学者对比现代星图进行解释，由于不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和西洋天文学的差异，所作解释多有不当。夏鼐从辨明正确的研究方法入手，提出：（1）这星图的内容，并不是比较全面地表现北天的星图，仅仅是选用少数几个星座，因而只能用中国古代星座对照，不应用西洋星座对照；（2）这星图是西汉末年的，应该以《史记·天官书》作为主要的对比材料，而以《晋书·天文志》所载作为补充；（3）比较不能漫无边际，首先应注意的是北天亮星的几个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们可能是古人绘制星图时用以选择的主要对象。经过这样重新比较，确认该星图既不是以十二个星座来表示十二次，更不是象征十二辰，只是从汉代天官家所区分的“五宫”中每“宫”选取几个星座用以代表天体而已。 夏鼐关于宣化辽墓星图的论文，根据辽墓壁画中的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图像，结合大量文献资料，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特点，指出以赤道为准的二十八宿显然是起源于中国，后来由中国传至印度的，而黄道二十宫则是随着佛经的翻译由印度传入中国。至于中国二十八宿创立的年代，他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中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但现下没有可靠的证据。至于文献学方面的考据结果，也和它大致相符而稍为晚近，现下只能上溯到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而已”。夏鼐的意见，被公认为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二十八宿创立年代这个聚讼纷纭问题的较为稳妥的看法。 关于敦煌写本中的两件唐代星图，夏鼐将现存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一件称为甲本，现存敦煌市文化馆的一件残卷称为乙本。他判定两本的抄写年代，甲本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比英国李约瑟博士判定为后晋天福年间（公元10世纪），提早了200年；乙本在晚唐至五代时期（公元10世纪），则是第一次进行如此深入的研究。 夏鼐又是中国学术界根据考古资料进行纺织史研究的先驱。早在1920年代，西方学者即已进行新疆出土汉代丝织品的研究。1961年至1962年，夏鼐通过新疆民丰、吐鲁番两地新发现的汉唐丝织品的若干残片和原大照片，参考过去其他地方出土的有关资料，考察汉唐时代绮、锦和刺绣的纺织工艺与图案纹样，附带讨论中西交通史上的问题。1972年，他又发表《中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文，第一次根据考古资料系统论述汉代和汉代以前养蚕、植桑、缫丝和织绸方面的发展情况，并对汉代织机进行新的复原，以进一步阐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文明的这一伟大贡献。 夏鼐指出，发明蚕丝生产技术的确切年代，目前虽然还无法确定，但中国在上古时期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至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改进了织机，能够织成精美的丝绸，遗存实物有普通平纹、畦纹和文绮三种织法。他表示，中国当时除使用竖机外，可能也使用平放或斜卧的织机，这便和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家专门使用竖机不同，可能改进到使用吊综提花和脚踏。东周时期已有织锦机。他又指出，中国的丝织生产发展到汉代至少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达到了一个高峰。五彩缤纷的汉锦代表汉代织物的最高水平，一般是使用二色或三色的组织法，如果需要四色或四色以上，便需要采用分区的方法，在同一区内一般都在四色以下。至于汉代的织机，根据实践经验和认真分析，他指出有些学者所复原的织机“是不能工作的”，遂以江苏铜山县洪楼村出土画像石中的织机图为主要依据，经过多次讨论、反复试验和修改，重新作出比较合理的复原。他还发现，汉代画像石上的织机都是简单的织机，但汉代的考古发现已有锦、绮、文罗等提花织物，至于如何制织有待探讨。 在进行新疆出土丝织品研究时，夏鼐曾连日伏在灯下，用几色丝线试作编织，以揣摩汉锦的织造方法，然后再用铅笔绘出织物结构的草图，即通过自己的实践，摸索进行古代丝织品工艺考察的途径。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衣物，有关部门委托上海的纺织科研人员对此进行工艺考察。科研人员不曾接触过古代丝织标本，首先阅读的就是夏鼐的论著，以此启蒙，然后再着手马王堆丝织品织造工艺的研究。 夏鼐对中国的冶金史研究，也有突出的贡献。1972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一件铁刃铜钺，初步的技术鉴定以为铁刃属古代熟铁。这项发现如果属实，将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大发现，表明我国先民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开始人工冶炼熟铁，因而迅速得到夏鼐的高度重视。他考虑到人类在发明炼铁以前往往利用陨铁制器，而鉴定结果中铁刃的含镍量高于一般冶炼的熟铁，当即表示鉴定并未排除这具铁刃实为陨铁制品的可能，因而尚需作更加缜密的科学鉴定。后经钢铁专家柯俊教授重新组织鉴定，多种现代化手段的分析结果确认，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熟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从而避免了由于不慎误判而在国际学术界造成恶劣影响。 夏鼐对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也有开拓之功。他最早对我国各地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进行研究，例如对新疆、青海、西安、洛阳和定县等地出土的银币，大同、西安等地出土的金银器皿，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织锦，都曾撰写专文进行考察。在逐项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发表综论文章，进一步探讨中国和伊朗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夏鼐根据一些地方发现的萨珊式金银器和织锦，深入讨论了波斯文物在中国的流传及其深刻影响。他指出，这些器物在唐朝初期输入更多，并有中国的金银匠人模仿制作，可能也有波斯匠人在中国制造的。萨珊帝国覆灭以后，直到安史之乱，仍有这种金银器的输入或仿制。中国制造的仿制品，一般器形和波斯所制大致相同，但花纹常是唐代风格。而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模仿萨珊式金银器的情形。 夏鼐还最早对北朝、隋唐墓葬出土的东罗马和阿拉伯金币进行过研究。对海上丝绸之路和外销瓷问题，也有论述。 王世民，1935年生，江苏徐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入考古研究所后，长期从事秘书工作，参与多种大型集体编撰项目，致力于中国考古学史和商周铜器研究，主编《夏鼐文集》《夏鼐日记》等。 （作者：王世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