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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长野的亚洲主义思想。先行研究曾对此有过分析总结，指出：“他对中国的民众抱有钦佩之情，非常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新生的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笔者注)致以赞美之辞，热切期望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在长野朗的对华观中，虽然包含了不少良好的思想成分。但长野朗又是个主张国权的中国通，在他的中日问题观里面，蕴藏着许多偏激狭隘的思想要素。”(13) 例如，长野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大系列丛书》的财政经济篇中贬低中国：“混乱不堪，极不统一的状况随处可见，这是中国财政的特点。……现在国民政府的财政计划等，从表面上看倒也顺理成章，但实际几乎全部是照抄外国的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实情，因此徒具虚名的计划势必落空。……要想进行建设的话，必须先进行一次极端地治理。”(14)而关于具体的治理办法，他在此前的著述《被白祸困扰的中国——走向亚洲联盟》中早已有过涉及，即“日本与中国若能团结，则可以增进物质之幸福，与欧美势力对抗”。同时，因为“英美在欧洲大战中难堪嫉妒之火，对日本独自在华搭建舞台白眼相向，率先在巴黎和会上挑拨离间了中日关系”(15)，更有必要相互“团结”，予以反击。这套理论，显然与当时要求“联合亚洲、排斥西方”的日本亚洲主义者完全步调一致。更何况，他始终对日本的“满洲利益”、盟主地位持拥护态度，其亚洲主义终究不过是侵略性的东西、偏离现实的架空思想而已。 对于这种富含欺骗性的思想，刘家鑫和王瑛曾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无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同流合污，默认日本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殖民地……为了日本的所谓自存和生命线，强调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坚持对日本单方面有利的中日合作联盟……蕴涵了日本的傲慢与霸道，其中日合作联盟论并非是平等的合作与联盟，而是在日本主导之下的、符合日本侵略扩张意志的合作与联盟。”(16) 故从以上分析来看，在长野的亚洲主义言论中实际上很难看到“(对中国的)钦佩之情”。他所主张的，由日本给中国提供技术，由中国向日本提供资源的“日中合作”具体办法，(17)显然与1916年小寺谦吉在《大亚洲主义论》中的理论如出一辙，其中包含了“日本盟主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承认，以及对西方的敌视等消极要素，带有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普遍特征。 那么，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长野曾在1932年的《自治日本的建设》中，将自己主张农本主义的理由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第二，农业是产业的根本，生产包括粮食在内的所有原材料；第三，农业在本质上说无法依靠个体性成立，而必须是协同性的、共存性的东西；第四，农业的骨干是依靠土地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构成了国家组织的基础。”(18)对此，有评价称：“第一点到第三点是农本主义者之间的共识，第四点将国家推向了前台，是特殊的、长野专属的东西，故可以说与国本农本主义存在连接点。”(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