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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 以上基于先行研究的成果，对长野朗亚洲主义思想与农本主义思想的特征分别进行了梳理分析。接下来将探讨的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若存在，是如何关联的”这一核心问题。若按前述丸山、户坂先生的观点来看，侧重对内问题的农本主义与侧重对外问题的亚洲主义，是通过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精神主义这些媒介发生相互联系的。而从长野朗的情况来看，两者之间似乎还具备了以下三点具体的关联。 (一)阶级意识 首先，长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阶级意识。若以此角度来看，其亚洲主义显然处在农本主义的延长线上。 从当时的时局背景来看，自1918年“米骚动”以来，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慢性经济萧条，日本国内局势持续动荡，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再加上外部左翼思想的作用，劳动阶级对资本家剥削行为的反感、农村对都市而来的“剥削”行为的反感日趋增强。在此背景之下，不仅是社会各界精英分子及传统右翼团体，就连一般民众也开始将视线集中在国内问题上，阶级意识骤然升高。故可以认为，当时日本社会的焦点与一战时期不同，并不在于对外问题，而显然在于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内社会问题。 以民众为出发点的长野也不例外。他在此时期对国内问题兴趣浓厚，不仅参与了犹存社和行地社的“国家改造运动”，而且也极为关心农本主义，里面自然将包含不少独自的特性。有研究者曾认为：长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以说以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论’为基础，描绘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市〈资本家对劳动者〉对农村)对后进国家’的三重剥削构造(斗争构造)。也就是说，第一，都市中存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斗争；第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都市与农村的斗争；第三，存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后进国家的斗争。因为后进国家(有色人种)一般都是农业国，故第三种斗争实际上是都市与农村对立的延续，故其追求全世界农民的连带，尤其是与中国农民的连带。”(26) 从这一“三重剥削构造(斗争构造)”来看，显然所有的斗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对立为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其中，第一点与第二点斗争属于国内问题，与当时日本的农本主义思想相互贯通；第三点斗争属于对外问题，与亚洲主义思想发生关联。可以说在长野身上，“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对立并未仅仅停留在国内问题上，而是进而扩大为对外问题。 同时在该构造中，日本似乎被放在了双重立场之上。在国内问题上，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面对都市内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斗争、都市与农村的斗争；而在对外问题上，又摇身一变成为有色人种的后进国家，有着与白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互斗争的必然宿命。这一双重立场看似相互矛盾，但实际上与当时日本遭到“白祸论”与“黄祸论”双重夹击，即被视作白人集团一员受到亚洲各国抵抗的同时，又作为有色人种国家不被列强承认的窘境恰好一致。 据此笔者认为，长野从阶级意识出发，对内主张“剥削之都市与反抗剥削之农村”的农本主义，对外主张“剥削之欧美先进国家(白色人种)对反抗剥削之亚洲后进国家(有色人种)”的亚洲主义。而且因为当时亚洲的后进国家大多属于农业国，故后者实际上处在前者的延长线上。换句话说，在长野的思想中，正是凭借阶级意识“从内向外”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其农本主义向亚洲主义的“扩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