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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首先可以判断，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应该定位于“自治农本主义”的范畴，并带有向鼓吹国权的“国本农本主义”过渡的特点。而且，若分析其农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至少还可以看到以下三点内容。 1.强调农村与都市的绝对对立。在长野看来，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农村是不带有“剥削与反抗剥削”等西方特征的传统社会形态。相反，在都市中，即便存在劳动组合与工会等组织，抑或是对官僚的自卫行为，但“作为基础的农村若不确立民众自治，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就将完全走向瓦解……反而让人民饱受痛苦”(20)。姑且不论此观点是否正确，我们至少从这里可以明确看到，长野的农本主义将原本实际情况颇为复杂的农村和都市的性质进行了单纯化处理。他甚至还进一步断定：“引进工商立国、都市中心的西欧文化实乃谬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皆出自都市。在都市中产生的所有东西无论如何冠以日本主义之名称，也仍是西方式的，仅有农本之物才属于日本。”(21)由此，描绘出了“西方、都市对日本(东方)、农村”这样一组单一、绝对的对立模式。可以说，这种无任何前提地在都市与西方之间画上等号，抑或是以此为背景构筑的都市与农村的绝对对立图式，恰恰符合了当时日本农本主义思想意识的特征。 2.主张农村自治，进而期待这种自治“由下而上”扩大开去，以形成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这同时也是“自治农本主义”的代表性特征。 作为长野的老师，权藤成卿曾始终坚持“自然而治”的理论。他在《成俗之渐化与立制之起源》中强调：“自然而治，并非意味着由智者治理，也非由强者治理，更与鬼神惩罚、佛陀保佑无任何关系。而在于各人各所、禀其天性、启发本能，以一身自制走向一家自治，进而邻里共治、乡村共治、由郡国遍及天下，绝非凭借他者治理也。……自然而治，抑或称为原始自治，其凭借自然进行治理，应该作为自治的主体。”(22)从这种主张中，无疑能够读出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普遍核心价值的中国儒学之影响，以及与西方的“利己”意识相反，强调“治己、自修”的东方传统思维。 长野的农本主义虽然继承了权藤的理论，但显然更为注重社会、政治的自治问题。他认为：“我古来之政治一贯凭借自治而发展……以自治为主旨。自治意味着各人治理自己。再由这种自治的独立个人共同经营生活。故我极力反对以人治人的官治行为”(23)，主张“回归”古代传统，实现政治组织的自治。也许正因为如此，长野总是反复强调：“虽说是农本，但绝非狭隘地意味着种地，而是包括了生产国民生活必需品的所有行为。即是生产大众之意。”(24)换言之，在他看来，农本主义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立国或个人自修，而应该是在政治上废除“官治”，实现民众自治，并使其扩大为全社会的新政治组织，进而以此确立经济上“生产大众”的自立形态。他始终确信：“经济上，人剥削人而生活乃是不合理的。同样在政治上，人治理人也绝不合理。”(25)因此，为了打破这两个“不合理”，他主张经济上实现“农本”，政治上确立“自治”。显然，这成为其农本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特色。 3.带有国权主义的性格，与“国本农本主义”存在关联。关于此点，已经在前述涉及。毋庸置疑，长野亚洲主义思想中所富含的国权主义要素，亦存在于其农本主义思想中。可以说，国权主义的要素是一直潜在于长野的思想理论之中，并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思想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