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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秘密结社的共鸣 长野将以往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原因归结为专制政治、政治腐败，“地方政治太过恶化，官僚四处剥削，判定案件时又贿赂横行、擅自决断，导致无辜人民无处倾诉内心不平。不得已才依靠秘密结社(自卫运动)与之对抗”。他进而又将其组织特征描述为：“因遍布全国范围，故若成为其成员，无论前往何地均可受到同伴食宿招待，抑或是做了坏事被捕时，因捕吏中有其同伴而得以脱逃。为图此方便，参加结社之人大批增加，范围也随之越发扩大。”(36)基于此，他又按地域类别逐一介绍了秘密结社的具体情况、他们与官府的关系、传播方法、教义、团结要素、他们对外行动基准、起源、组织、保密方法和社会地位等。 长野在考察中国的社会组织时，为何要对秘密结社的情况做如此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呢？或许理由是颇为简单明了的：对他来说，秘密结社运动乃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民众自治运动的“原点”。其活动样式及遭遇的各种问题，势必将为日本国内正在进行的农本自治运动提供直接的参考。尤其是，农本自治论中曾提及的“村内自卫……与其他村镇合作，在衣食住等物质及交通与灌溉方面相互协作”(37)等内容，显然是以中国秘密结社的组织形态为原型的。 此外，书中还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秘密结社进行了分类。例如，从结社性质看，包括利益团体、劳动组合团体、纯匪贼团体、政治团体等；从起因看，包括受官府压迫、职业利益和政治目的等；从组织结构上看，包括“在牢固统制下共同从事集团生活(农业、贩卖盐铁、运粮等)”，“平时分散于各地从事各种职业，仅以一定之帮规互通联络、彼此联结”，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一项分类。长野认为：这两种“组织内部的阶级观念，均颇为薄弱。”(38)这似乎与其“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的主张存在着微妙关联。也就是说，“农村自治”本身就类似于阶级观念淡薄、共同从事集团生活的中国民间结社。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以东洋传统社会的特征为基础，与西方近代完全相异的，阶级观念薄弱的，带有“东洋性、精神性、农村性、乡土性、协同性、共存性”的民众自治运动，应该成为农本主义的核心，进而作为“中日团结”、亚洲主义的原理与根据。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长野思想中的国权主义要素绝不可能在中国古代秘密结社的思想理论中找到。而且，中国与日本原本在社会文化传统上就存在差异，故其农村社会构造组织也好，秘密结社的具体情况也好，都必然是大不相同的。 总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从对中国传统与现实的观察中发源的，将民众作为出发点又包含了国权主义思想要素的，与“国本农本主义”紧密关联的“自治农本主义”。他的亚洲主义思想，则无疑是富含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消极特征的东西。它之所以带有消极性格，一方面是因为亚洲主义本身就是日本精神主义的扩大版本，另一方面亦是因为长野内心根深蒂固的国权主义思想在作祟。两者至少可以从阶级意识、中国观和社会运动观、对秘密结社的共鸣这三个方面来加以具体把握。由此，作为日本精神主义“扩大版本”的亚洲主义与作为“变种版本”的日本农本主义，在长野身上体现出了更为紧密融合的关联性。可以说，长野的思想无非就是反对模仿西方近代国家路线，谋求以“东洋社会传统”来改造国家的，要求反近代、反西方的，对内主张农本主义，对外主张亚洲主义的一种思想混合体而已。它是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中“封建残余”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