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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墓葬为研究对象，通过墓葬规模、棺椁制度和器用制度来探讨丧葬礼仪，进而总结社会礼制规律，人群区分，是考古研究古代社会较为成熟的方法，数十年来成果斐然。然中国考古学草创至今，已近九十年，对于以墓葬为基础材料所进行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式，却少梳整。回望来路，有益前途，以实例对古代墓葬研究的若干理论性问题进行讨论，适当其时。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于2017年5月13-14日联合举办“菊生学术论坛——焉知死：古代墓葬研究的前沿与前瞻”学术工作坊，围绕古代中国墓葬材料，梳理审视既往考古学研究的惯常理论、方法和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角度提出前瞻性的预判。来自内地与香港不同学术机构的15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工作坊。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渠敬东教授代表文研院向各位与会学者表示了欢迎，介绍了文研院的基本运作与架构方式。他希望以文研院的理念搭建的学术平台，能使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有所交流。本次工作坊能够打通时代，就墓葬问题进行深入而专门的讨论，本身就是极具学术意义的事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介绍了本次工作坊选题的背景。当前中国考古学会议较多，但有的会议形式大于内容，举办此次工作坊，就是想邀请一些中青年学者，深层次地讨论问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秉承“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理念，愿意为各位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研究平台，让学者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开展学术研究。对中国考古学各门类的研究而言，遗址的讨论可游移的空间很大，墓葬则属于相对独立封闭的遗存单元。本次工作坊，就是想请各位中青年学者，就各自研究时段的墓葬问题入手，“把问题讲透，把自己讲透”，对中国墓葬研究真正有所推动。 商务印书馆白中林先生介绍了菊生论坛的设置初衷和本次工作坊的基本情况。他特别指出，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原本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中人文社会科学的两个重镇。在1949年以前有非常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建国后，商务印书馆转为工具书和西学译介，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度有所减弱。近年来商务印书馆现在准备现在重振中学的出版工作。商务印书馆管理层希望通过菊生论坛的举办，增加出版和学术之间的互动。 本次工作坊共有13位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以下仅就他们的演讲略作简介。因现场讨论热烈，内容较多，澎湃新闻分四篇发布，以飧读者。 王芬：静与动——史前墓葬研究的一个视角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芬以《静与动——史前墓葬研究的一个视角》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在演讲之初她提出，既往学术会议多是研究同一时段的研究者相互切磋探讨，类似本次工作坊这样的形式，打通不同研究时段的会议比较少。考古学的研究有时段性，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待同类问题的方法论却有不同。对墓葬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模式进行梳理，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而言，显得尤为重要。王芬的演讲，梳理了史前墓葬的研究史，对史前墓葬研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来思考史前墓葬研究，是思考墓葬研究方法乃至整个史前考古研究方法的有益视角。 生死两大事，如何安放死亡，是人类不同群体面对的共同问题，但不同文明体对墓葬的认知体系有很大不同，这背后蕴含着不同的生死观念和精神图景。从宏观角度讲，大体有两类对墓葬的认知方式，一类墓葬的设置目的是等待墓主复活，期待重生，或蕴含着对理想世界的终极向往，或也有对现世生命的升华和救赎；另一类则是复制生的世界，重视对墓主生前的现实秩序、身份的强调。从比较的视角看，墓葬是亡人的安息之地，是寄托生命意义的特殊空间。而修建坟墓，包含了现实世界的葬礼葬仪，而将亡人入葬，则体现了后人如何对待墓葬。从信仰的传统来说，东方传统重视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因此，在东方世界中，葬礼的意义多在于教化和安顿人心，通过安顿死者来安顿生者，“族”与“礼”的内涵极为丰厚。而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墓葬是圣洁的安息之地，围绕墓葬和葬礼，更多的是体现亡人所到达的彼岸世界，宗教信仰在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就中国史前墓葬的考古发现而言，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末期四个时期各有特点，距今7000-5000年人口增值明显，距今7000-4000年的墓葬材料极为丰富，各种层面的墓葬分析可挖掘的研究空间极大。 对史前墓葬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50-80年代初。这个阶段的学术重心是基础资料积累，但是以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时期墓葬为代表，也出现了对葬俗、家庭婚姻形态、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于仰韶时期是归属于母系还是父系氏族社会、元君庙和横阵等墓地所代表的社会组织是氏族还是部落、多人合葬墓所代表的社会单位是否为母系家族等问题上。后来受当时社会环境、理论氛围及发表资料等因素的限制，这些工作浅尝即止。 王芬指出，这一时期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大汶口墓地的发掘与研究。1974年大汶口墓地资料的刊布，引起了学术界对于社会分化、社会性质问题的广泛讨论。多数学者认同墓葬之间的贫富分化是社会分化的一种折射和反映，进而以此为切入点推测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社会性质。当时的讨论基本遵循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和文明社会的发展次序，但在具体观点上差异较大。从之前的重“描述”发展到重“解释”，开始尝试利用墓地资料研究古代社会。虽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方法上尚有短板，以田野资料简单套用某种理论框架，对号入座的教条化研究倾向十分明显，但是给墓葬研究很多启示，提示着想要深化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必须要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上有所突破才行。 上世纪80-90年代，墓葬研究的重点与之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80年代，随着墓葬资料急剧增加，研究的重心以区分区域文化序列和时空框架的构建，更侧重以遗物为导向，以类型学构建墓葬的年代顺序，相对集中在仰韶文化墓葬中。通过对类似元君庙、横阵墓地、史家墓地等材料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分析，尝试对不同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进行讨论。比如史家墓地，因为其具有较为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和一系列可供类型学研究的器物，所以多位学者运用不同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期排序研究，但方法的差异使得对同一墓地的分期排队结论也并不一样。史家墓地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多，可以将其视为1980年代史前墓葬研究分析方法的缩影。甚至于，在传统分析方法之外，对史家墓地的研究还出现了“概率”、“多元”、“模糊集合”等不同形式的分析方法。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回溯，这些研究探索的过程意义甚至已经超出了墓地研究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