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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芬（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这一时期，以严文明和张忠培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严文明先生在《仰韶文化研究》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墓地范围、分期、人口数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氏族社会的族群、阶层情况，推想它们的生产关系，并从所有制出发来论断社会发展阶段。而张忠培先生则根据各种葬式、墓坑排列、墓地分区等现象探寻社会的人群关系，企图解答世系形式以及家族、婚姻形态等问题，其研究预设是将墓葬制度作为现实社会的折射。 到了1990年代后期，伴随着良渚、红山、石家河等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对史前墓葬研究的区域和课题得到充分扩展。对墓葬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对葬俗、随葬品构成、墓葬的区域性研究和墓葬形态研究以及史前人口等研究上。在基础研究之外对区域墓葬进行了整合，重点开始了家系和所有制之外的新内涵，以期构建古人类生活的新面貌，但这一时期真正对之加以实施的集中系统论述却很少。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学术史角度看精彩研究不断，但以今天的角度去看，当时对基础材料的信息含量发掘与刊布以及理论方法上尚待完善，客观学术环境造成的研究局限仍是当时的学者所难以逾越的。1990年代史前墓葬的研究重点是良渚文化墓葬。但假若从学术史回溯，从1990年代到几年前，对良渚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墓葬之上，近期才回到对良渚社会和居址的研究上来。 王芬认为，九十年代的考古发掘研究，需要特别提一下赵辉老师主持的普安桥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引发的诸如对关键活动面等概念的认知，在当时是超前的理念，对后来遗址发掘和研究有方向性的引导作用，在学术界同行大多集中在年代和分期研究的同时，普安桥遗址的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堆积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聚落布局问题。九十年代中后期，一些中外合作的考古工作，如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已经完全以复原聚落（居址和墓葬）的形成过程为目的来进行田野工作并进行自身的研究工作。这些聚落考古研究的理念，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不为过时，仍在不断完善这种理念和方法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21世纪之后，史前墓葬研究的目标逐渐转移到个案区域研究、墓地空间布局研究、墓葬与墓地形成过程、葬礼葬仪、随葬品及其反映的礼制研究、墓葬所反映的社会习俗、社会分化、社会组织结构、社会权力研究，因此对墓葬的相关资料、信息的需求增大，对墓葬田野考古工作要求的提升，导致了全行业对获取田野资料信息、技术方法的全面进步。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体系中，田野考古的技术方法革新，已经是以获取关于遗址形成过程的全部信息为目的，同时也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所需的信息。这一时期的墓葬研究，多学科合作研究已经开始比较常见，建立在人骨材料的基础上关于食谱、人口学、社会学、人种学、遗传学、病理学的相关研究也已经开始出现。对史前不同地区间的文化的多元与交汇、多元一体的社会发展研究进程，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模式研究，也已经开始利用墓葬材料进行研究。 新世纪以来，史前墓葬研究在不同地区、不同的考古学发展阶段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研究趋势由对墓葬资料进行具体描述或简单套用某种理论模式，转移到了对史前社会的各方面精细化分析层面，以通过分析墓葬资料向解释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方向发展。在这之中，张弛对史前社会葬仪的观察是很有见地和有意义的研究视角。 王芬认为，纵观中国史前墓葬研究的发展历程，未来对中国史前墓葬的研究似乎有不同的方向或研究的可能道路。她将之归结为在“静与动”两个角度中进行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级的研究取向。 以一个聚落为单位，从宏观角度而言，是对整个聚落为单位的研究。墓葬与墓地不是孤立存在的遗存，而是整个聚落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将居址视为活人居住的场所，那么墓地就是相同人群死后“居住”的聚落。在这个意义下，聚落考古研究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墓地。在整个聚落变迁过程中，墓葬与墓地的研究，就必须结合居住址、墓葬区、其他功能分区综合考虑。以姜寨为例，以聚落考古的视角看，如果再加入时间概念后，据目前的材料对姜寨墓地与聚落进行分时段进行平面布局研究就是不可能的。同样，在大汶口中期和晚期近1000年时间尺度中，空间布局的研究实际上也难以细化。这类空间布局的研究，因为田野材料所限，把几百年的动态发展压缩到了一个静止的时间尺度内，在实际研究中是无法细致深入开展下去的，因此成功的个案也极少。 略较宏观视角为小，以中观层级来看，墓葬和墓地本身的研究，是目前研究成果最多，方法论也最为成熟的研究领域。墓地的动态形成过程、墓葬空间布局、分期、墓葬排列顺序问题，都可以归入这一层级。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赵辉对长江中游地区墓葬的分析，以及王芬本人对王因墓地的分析，都可以归入此类。但这类研究的时间尺度仍然略大，大约在200-300年之间，距离对墓葬静态的细致和动态的发展过程研究，也还是达不到理想状态下的要求。 墓葬研究的第三个层级，即微观层次的研究，也可以视作是对单个墓葬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中，重点可以涵盖对葬具规模、结构，随葬品的种类、优劣、多寡位置，放置顺序和相互间的平面关系，随葬器物、材质、工艺、来源、跨区域关系，以及对人骨本身的研究，都是此类墓葬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类研究个案成果很多，里面可以体现出墓葬研究中静态、动态考察的极大张力。比如栾丰实、张弛对海岱地区的酒器传统的讨论，秦岭以良渚玉器的纹饰看良渚社会的关系网络和网络背后代表的人群流动关系，都是极为精彩的讨论。以个别器类，甚至器物上的纹饰，来还原墓葬形成的先后关系和动态联系，讨论器物背后大空间上的人群流动和社会关系，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从静态到动态的立体连接，最终讨论的落脚点都是要把墓葬研究同各种层面的社会研究结合起来。 王芬统计了近15年来史前考古以墓葬为中心的高校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发现近年来以中观和微观角度的研究最多，运用多学科技术手段探讨墓葬问题成为了学科的新取向。她认为，如果从静与动的视角出发考察墓葬研究的研究，不同的研究层次上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微观研究视角会更为深入，相关探讨显得游刃有余；而越宏观的研究，所遇到的困难就越大。究其原因，还是落在了田野考古发掘，即资料获取、信息提取的方法论体系上。史前墓葬研究或者说整个史前考古学研究，所面临的瓶颈或者说方向性困难的根源，就在于田野发掘阶段对聚落形成过程中时间尺度的把握上。如果发掘中尽量细化对共时性的追求，无论是小时间尺度内的静态考察，还是长时段、大空间的动态联结，都会得到更好的还原和阐释。 王芬认为，未来史前墓葬研究的研究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但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从积极的角度看，以聚落考古为出发点，对墓葬研究将拓展出无限的研究空间。聚落考古，是利用不同级别的聚落组成单位之间的时空、功能关系来考察聚落格局和人群关系的一种方法。也是了解和走入古代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聚落考古方法，在单个聚落这个层级上，应以传统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特别是，考古学各方向的研究，都对遗存的共时性判定提出更高要求的时候，需要探讨一条能够对文化堆积单位的认识、发掘、记录、判断和解释的体系都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既往文化史意义上谱系研究提供的是某一个时代或社会组织的断面，而聚落考古则是力图回复一个连续过程和一定时间跨度上各因素的动态联系，以及这些过程和联系产生的原因和结果。若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的时间尺度变小，各种研究都会变细，也相对能更加精确。对各类遗存相互关系的探讨中，共时性是判断的前提，但是无论墓葬还是居址，共时性的讨论却面临相似的瓶颈性问题，即平面布局和遗迹的功能匹配等方面的现场分析和判定标准。因此，上述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在于田野发掘现场的判断和记录。对不同类型遗迹的现场分析、判断以及精细、全面的记录，将会决定后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王芬以日照两城镇的发掘为例，介绍了该团队的工作方法。认为目前通过开放式发掘和系统采样、记录，可以使两城镇的聚落共存关系的时间尺度，精确到大约每25年为一个时间段。但即便如此，学者理想状态化的聚落研究仍还有进一步细化和扩展的空间。 她认为，未来史前墓地甚至于聚落研究面临着几个共性的困难：第一，是如何将先进的理念、思路与田野考古、室内研究的实践相结合。对古代社会宏观背景的把握和叙述模式的转换，必须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第二，是目前相对落后的田野发掘与记录技术，与研究者如何审视、反思、定位考古学研究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差距，传统田野技术的转变势在必行，但对传统考古工作方法中的优点也应坚守。应该说面对着纷至沓来的新理念新技术等，对田野考古发掘的要求不是弱化了，反而是要求更高了。放弃、忽略或漠视对类型学知识的掌握，而刻意去追求某种技术，有时会一叶障目。做史前考古研究不会辨识陶片、不会给陶片断代，就像是做历史考古不懂文献一样，根基和着力点将大打折扣。所有的技术代表的都是考古研究的手段层面，他们共同服务于走进古代社会的最终目的。第三，是具体工作中研究与发掘队伍的建设受制于人力、物力甚至于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日常工作。第四，是在实现研究总体目标的过程中，目前的部分研究普遍存在着细碎化的趋势，大量的分析数据、检测样品，如何整合提炼，如何回到遗址的文化堆积单位中，如何回到动态复原聚落形成过程、如何回到考古学的解释框架中来，将是每个学者都必须面临和思考的问题。 对王芬的报告，参加工作坊的学者围绕墓地的营建进行了讨论和提问。常怀颖提出，很多史前墓地的开口，从现在清理的情况看，开口层位较平，这是因为墓地选址后曾经有意识的进行过平整还是后期的破坏造成的，对墓地墓葬的排序，史前是否有比较明显的“封、树”类标志。王芬认为，墓地墓口比较平可能受到后期土地平整的因素更大。至于是否有墓上标识，目前确切的材料比较少，但有的新石器时代墓葬确定是有封土的。孙庆伟对陶寺墓地墓葬相互打破，甚至墓摞墓的现象提出了疑问，他认为房址在原址不断重建比较好理解，但是不断地墓摞墓肯定是当时人的某种意识。郑嘉励认为陶寺的做法可能与当时人的风水信仰有关系，墓地一定是被当时人认为具有某种特殊意义，所以大家必须埋在此处，因此会不断有墓摞墓的现象。李志鹏也认为，这可能与当时人的态度有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