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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对李志鹏的演讲，学者间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孙庆伟认为，墓葬有自身的通则和通例，不同时代的墓葬有时代的通例和特例。史前墓地很难去考察墓葬的个体化差异，所以新石器时代墓葬研究往往是侧重于群体的考察。但商周时期以后，墓葬的丧葬活动有可能会是一个很个体化的事情。东周时期开始，帝陵规制布局的个体化差异很大。但从商周时期看，诸侯墓之间的个体差异已经表现得很突出了。孙庆伟介绍自己放弃周代墓葬制度研究，就是因为周代墓地的时空差异很大变化。即便是墓主确定的墓葬，差异也十分明显，这其中的变化与差别原因，现有的方法论和材料还解决不了，很多问题肯定暂时是无法解决的。孙庆伟认为，商周时期以后，有些墓葬特例反而可能是研究社会的切入点。他强调墓葬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体化差异。他认为，墓葬研究的范式、理论，可能比较虚，但应该从田野考古的最基本环节入手开始研究的起点，研究的时段不同，对象不同，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 李志鹏认为，墓葬研究本就应该回到细致的角度，回到个案，目前的范式中可能是最特殊的，但放在大时段中，可能特例才是通例。殷墟遗址群中都是小墓地，但回溯这种葬制的源头，也很有可能可以上溯至二里头。墓葬研究假若不能回到更大的时空背景里，很多问题是不能说明的。在研究中，研究者应该始终保持寻找通例的意识，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对墓葬时代特征变化的研究，则往往是从个案甚至是特例开始的。 郑嘉励认为，孝子贤孙对墓地的影响，是有限的。现代人类学调查发现，对丧事的影响来源于三方面——社会习俗力量、家庭经济条件和个人意图。目前看，随葬品有时多是个人意图和个人意愿的反映。因此，对于随葬品的分析，有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一层层剥离分析。他认为，学术研究的分寸感是最重要的，有时研究的结论越过某个分寸就不行。他举温州的民俗学调查来说明这一问题，在当地的丧葬活动仪式十分繁复，但丧葬活动的话事人，一定是最懂当地礼俗的，丧主甚至是死者生前的意愿，往往要受到礼俗的制约。 林永昌认为，李志鹏报告中强调视死如生，但是对“视死如生”的态度是有前提的。古代社会中，死后的世界的真实性是被普遍认可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讨论随葬品可以为逝者所用。而对墓葬的祭祀性质，前提是需要认可，死后的祖先能对自己好，才会有献祭。吉德炜认为商代的死亡观念和后代不一样，人死后去的地方可能不确定，这与周代以后对死亡的观念不同，甲骨文中不断卜问祖先的祭品好不好可能就与此有关。 李志鹏回应说，自己的报告中就强调了“事死如事生”与“死生有别”的两面，但在中国古代墓葬的营建与随葬品的选择的确是和宗教观以及生死信仰有关系的，比如中国现在广泛流行的无神论，其实在全世界是属于特例的，古代世界基本是认为有神的，有神论等观念决定了丧葬活动背后的信仰和生死观。就商代而言，商人的神灵观念可能的确如甲骨文的反映一样，与后代不同。古代中国不同时代的宗教信仰是有变化的。随葬品中有冥器或者器用制度的明器化，实际上在不同时代都有，其关键是对待死亡的态度变了，因此选择的明器对象和明器化方式不一样。孙庆伟认为，新石器时代墓葬的随葬品种类或许可以判断社会对死亡的态度。二里头墓葬不用夹砂罐随葬，但礼仪重酒器。这是能反映当时人对酒的态度，奢侈。孙庆伟认为，对死者的希冀，就是生存场面的高端追求。 郜向平：商代的陶敛葬与砍头祭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郜向平先生对商代的陶敛葬与砍头祭进行了专题分析。他认为，陶敛葬和砍头祭是两种不同的习俗，两者各有渊源，使用场合也多有差异。两种习俗在商代有所发展，至晚商时期在不同社会层面同时兴盛，由此似可以窥见晚商社会在等级建构、族群整合方面的努力。郜向平认为，这两种习俗在古代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从史前到商周社会都有例证，但很难对其丧葬或祭祀行为进行界定和分析。但将观察视角聚集到商代，似乎存在可以探讨的问题。 郜向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郜向平认为，陶敛葬是一种以打碎的陶器铺盖在死者的身体，或者肢体上下的一种埋葬形式。既往研究中，陶敛葬多被等同于毁器，称之为瓮棺葬的“非装入葬”或者“陶棺葬”。他提示，在探讨陶敛葬的问题中，要注意区分打碎和压碎陶器，并要区分作为随葬品的陶器和作为葬具的陶器。 史前时期的陶敛葬多见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除打碎陶器装殓死者外，长江下游等地还有以陶片覆面者。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陶器多打碎，其中铺盖在死者身上下的，可视为是陶敛葬。 早商时期的陶敛葬与二里头文化接近，以偃师商城公布的材料看，似乎存在“全覆盖”和“半覆盖”两种形式，后者多用于成年人。洹北商城阶段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晚商时期的陶敛葬分幼儿、成人两种，所用陶器与同时期的墓葬不同。幼儿陶敛葬采用全覆盖，成人多用半覆盖；后者在殷墟主要见于丁组基址，且多与砍头祭相关联，并都可能与特定的建筑仪式有关。 随后，郜向平又分析了砍头祭，他认为这种祭祀行为是人祭的一种，属于比较惨烈的祭祀方式。但砍头祭可细分为两类，一类偏重于用头颅，另一类则是人头和躯干共出，躯干或完整，有的可能仅是肢解。 砍头祭在仰韶早期即已出现在关中地区，龙山时期普遍见于黄河中下游。使用的人牲男女都有，似偏重于女性，在临潼零口、神木石峁、登封王城岗、濮阳程庄等遗址就有较多女性人头的坑。二里头文化时期肢体不全的“异类葬”较多，无头躯体和单用人头的都有一定数量，但总体并未表现出重视砍头的倾向。 早商时期砍头祭祀数量明显增加，多数位于祭祀坑内，多与肢骨共出。此期郑州商城人头骨壕沟、小双桥人头坑和头躯分离式的葬坑，似乎都体现了对人头或砍头的重视。洹北商城个别墓葬中开始出现砍头祭。 晚商时期，砍头现象很多，且多与祭祀相关。其中有的与建筑有关，见于大型夯土基址上下或附近，一般头躯分离、同坑埋葬。有的与墓葬有关，可能是“落葬礼”的遗留，人头往往被埋在高等级墓葬的填土、二层台、椁顶、墓道中，而无头躯干集中在墓道或者墓葬旁边的祭祀坑中。西北冈王陵区人祭坑数量众多，多是人头和无头躯体分开埋葬，其中人头坑约170座，无头躯体近400座，头躯分离共出者50余座。这一时期，砍头祭成了最常见的人牲使用方式，且大多与王室活动相关。人头以规范、整齐的摆放，和相对固定的性别年龄、数量、砍伐与摆放方式，成为晚商时期最高等级的礼仪。 郜向平认为，陶敛葬和砍头祭在晚商时期有规范化的倾向，暗示了相关仪式的规范化。晚商时期复兴、发展了源于史前的习俗，并将其规范化，成为体现社会不同群体等级、身份的重要仪式，建构为晚商社会礼仪的一部分。郜向平认为，这是晚商社会王权迅速发展，人口向都城集聚的结果，砍头祭和陶敛葬分别承担了等级建构和族群认同或区分的作用。 对郜向平的发言，学者的讨论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陶敛葬的丧葬形式与概念区分；第二，砍头祭中人头的来源与头骨特征；第三，商代人殉的来源。 对第一个问题，赵俊杰提出，陶敛葬的半覆盖和全覆盖从郜向平的描述看，是有差异的，但是否和所用陶器的体量差异有关？郜向平回应认为，陶敛葬所使用的器物，从殷墟时期看，主要是幼儿与成人的差别，不存在因为陶器过小，碎陶片数量不够，造成覆盖不全的情况。选择全覆盖或者半覆盖，是有意识的主动行为，不是因为葬具材料。耿朔就碎陶器是在墓内打碎还是墓外打碎的提出疑问。郜向平明确指出有的陶敛葬葬具碎片可以完全拼合，说明是在墓内或者安葬时就近专门打碎的，但也有一部分陶敛葬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碎片无法拼合，可能是随便找到的陶器残片覆盖尸身，因此无法拼合。李志鹏提出陶敛葬所使用的陶器是不是专门生产的葬具，尤其是半覆盖的，没有完整覆盖身上，是不是在概念上可以区分开来不是葬具。郜向平认为，陶敛葬使用的陶器，可以不称葬具，叫敛具似乎也可以。 对于第二与第三个问题，学者的讨论相对集中。北京大学博士生李楠认为，目前看到的人头祭所使用的颅骨大部分是没有下颌骨的，且多数环椎缺少砍伐痕迹。所以这些人头有可能存在预先收集处理，甚至自然腐烂的过程，再将人头用于祭祀活动。常怀颖提出，从石峁的祭祀坑看，人头的测年数据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不排除有事先积累和再处理的过程。殷墟铜甗内的人头蒸煮，有可能与人头祭祀前的预处理有关系。社科院考古所根据锶同位素的检测显示，安阳的人祭坑中人祭的来源的确与安阳当地的人，有所差别，且有线索将其指向同时期的西北地区。沈睿文以吐蕃赞普丧葬习俗做比，在赞普下葬前，会选一批亲近之人，狂欢宴饮几日，然后在醉酒的状态下被放血、处死陪葬赞普。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荣光。所以不能简单觉得都是战俘。在游牧民族存在助葬的习俗，亲朋好友会自带动物性食物到墓地，在举行丧宴之后，将吃过的动物骨骼放进墓内。晚商时期的人头是否也有这种情况，是值得推敲的。 孙庆伟认为，西北冈王陵中发现的头颅和无头躯干以及东区专门的人殉坑，显然就是应该现场杀殉祭祀的证据。甲骨文中，商代杀伐祭祀的行为十分频繁，周祭时几乎每天都要祭祀。用殉人的量如此庞大，一定殷墟遗址群内设有殉人的集中营。按照甲文的线索推测，这些殉人，应该和殷墟使用的专门的祭品用狗一样，是专门被看守的生人。可能存在的人头收集，但从无头躯体的情况看，大多摆放整齐，未经扰动，相应的人头大多可能还是砍下的。从甲骨文和考古迹象来看，这些人牲应以外族的战俘为主，包括“羌”，也可能包括来自南方的人群。其中一些随葬刀斧，可能是武士。林沄先生提出晚商时期存在外族战俘构成的职业军人，他们可能也是人牲的来源之一。 （本文内容经由各发言人审校。照片拍摄：关雪、崔璨原文标题：墓葬研究工作坊︱史前墓葬的动态与静态分析；陶敛葬与砍头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