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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俊杰，台湾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一、引言：东亚历史思维与史论传统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与欧洲史学双峰并峙，东西辉映，其中最能彰显东亚文化与东亚思维特质者，莫过于悠久之史论传统。从公元前841年起，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记录，绵延数千年而从未断裂。中国史家述“事”以求“理”，沿波以讨源，诚如章学诚所说：“述事而理以照焉，言理而事以范焉”。①中国历史叙述力求“理”、“事”圆融，在“价值”脉络中深思并提炼史实中潜藏之意义或史实所彰显之意义。饶宗颐先生曰：“史家之尚论史事，贵能据德以衡史，绝不可循史以迁德。”②数千年来中国史家秉持良知，析论古事，在“世运兴衰”脉络中评断“人物贤奸”，③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以史家之如椽巨笔纾解人间之苦难，抚慰历史中受难者的灵魂，并使读史者顽廉懦立，兴起心志，自作主宰。 中国史学家为“现在”与“未来”而“过去”，在林林总总的历史事实之“殊相”中建立价值规范或历史原理之“共相”，并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熔于一炉而冶之者，厥为史论文字之撰写。④中国史学著作中之史论，自春秋时代就蔚为中国史学之主流。《左传》在对各项重要史实之叙述之后，以“君子曰”文字评断历史人物之是非对错以及历史事件之因革损益；太史公司马迁以“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在各篇史实叙述之后殿以“太史公曰”史论文字，使史料走向史学，并使“过去”与“现在”融贯为一体。⑤班固在《汉书》各篇叙述文字之后有“赞”、范晔《三国志》有“评”、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有“臣光曰”，逮乎20世纪伟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⑥中“寅恪案”之文字，皆延续中国史学之史论传统。 中国史学写作中的史论传统，也成为东亚地区诸多史著的典范。举例言之，高丽仁宗23年(1145)年高丽朝的检校大师、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金富轼撰写《三国史记》以纪传体叙述新罗、高句丽、百济等朝鲜半岛三国之史事，这是朝鲜半岛第一部历史著作。⑦《三国史记》分本纪、年表、志、列传等文体，在本纪与列传之后，常附有“论曰”之文字，评论史事，论断古人，体现金富轼以新罗为正统之史观，也显示他的事大观、神话观与渤海观。⑧再如中国台湾史家连横在1918年完成《台湾通史》，⑨各卷之起始或结束时，常以“连横曰”文字，申论“民族”与“种姓”概念。⑩《三国史记》中的“论曰”与《台湾通史》中的“连横曰”，均可视为中国史学的史论传统，在朝鲜史学与台湾史学中的延续。 但是，在《三国史记》与《台湾通史》中的史论，评判史实与月旦人物时，所运用的诸多价值理念多半是潜藏而不是外显的。就史论文字中所见的价值理念而言，仍以中国史学作品中最为明显而多元，所以，本文将以中国历史思维中的史论文字常见的关键词(字)为中心，探讨中国历史思维的核心价值。本文将以(1)历史研究的目的，(2)历史发展的动力，(3)历史运行的法则及(4)历史上的“黄金古代”等四个范畴，将历史思维的关键词(字)加以归类、分析，并讨论其含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