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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记者 于颖 由于近代以来的学科分野和细化，除了艺术史、考古学等领域善用图像外，历史研究的主体叙事中往往图像缺位——史界重文轻图，图像资料只是“辅助”“帮腔”“陪衬”……时下，伴随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也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 这无疑是个读图的时代。如果有机构做项调查，统计下都市里每人每天平均拍多少张照片、打开多少幅图片、看过多少块广告……结果应该非常有趣又惊人。图像早已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交和视觉传播的必需品，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影响着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方式。 回首昨日，翻翻微信好友圈便能清晰重现；遥望更远的人类历史，除了文字材料，图像在接近和还原历史中也大有作为。但由于近代以来的学科分野和细化，除了艺术史、考古学等领域善用图像外，历史研究的主体叙事中往往图像缺位。时下，伴随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也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两只眼睛” 关于图像，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邢义田在一次演讲中作过一段精彩而机智的陈述：“上帝为什么给我们两只眼睛？我要既严肃又开玩笑地说，这是因为上帝要历史学家用一只眼睛看文字，另一只眼睛看图画。”他还指出，所谓图画，不仅指画家的画作，而指一切视觉性、非文字的资料，“用两只眼睛同时考察历史留下的文献和图画，应该可以见到比较‘立体’的历史”（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 作为历史证据之一的图像 究竟什么是图像？邢先生的回答也只是一家之言。这个问题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不言而喻，不同学科有各自的科学定义，即使在历史学里面，根据研究领域和方向的不同，也会有所区别和侧重，难以完全统一。 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图像证史》中就明确表示，“图像（images）”不仅包括画像（素描、写生、水彩画、油画、广告画、宣传画和漫画等），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邓菲也赞同“图像”概念的广泛性：“它指代了与图像艺术形式相关的各类视觉文化材料，包括传世的书画、器物，也包括墓内装饰、随葬品等考古资料，寺庙、石窟内的壁画、造像等物质遗存，以及地图、天文图等一般性的图像资料。” “很多人认为图像是平面的。我个人的理解是，‘图’或许倾向于平面，‘像’则既可以是平面也可以是立体的。”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李星明看来，作为历史研究基本资料的图像，是同文本、文字并列而言的，主要靠视觉感知进行表达和传播。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仲丹坦言，图像当然可以将实物囊括其中，小者如钱币、奖章，大者如器物、建筑，凡是在平面或是空间构成图形、实体的物体都可以，“不过，受纸质出版物影响，图像史学里常以二维形式的平面图像为对象，而有些文字实质上也是图像，比如中国古代的书法、现代宣传海报上的夸张字体就属于图像类型的文字”。 图像史学的主要推动者、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认为，历史研究中的文字、图像、实体（景观与器物）、口述四类史料形式，最终可合并为图像、文字两种，“文物、古迹等通过现代的载体可以转变为图像，口述也可以转变为文字，所以图像应主要指载体上的形象，与载体上的文字相对应”。四种史料的获取方式也不一样，文字、图像通过阅读获取，实体通过现场观察获取，口述通过倾听记录获取。他特别强调要区分“图像”与“形象”：“‘形象’一词词义复杂，往往指一切有形状的、具象的、可视的东西。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语境中，与‘形象’相对应的都是抽象、无形的概念。文字当然也是一种形象，是一种符号形象，图像则是一种图像形象。如果用‘形象’一词容易造成史料逻辑体系的混乱。” 无论外延的宽窄，一般认为，作为历史证据之一的图像，是与文字相对应而言的。蓝勇指出，早期的文字和图像都很简约，但当时的文字“言简”却不“意赅”，所以才会令后人苦心注疏，往往还众说纷纭；图像也多粗略写意，同样引来臆测不断，永远有盲人摸象之感。后期的中国文字发展较为完备，传神达意到位，讲述事件全面，表现因果也更明确直接；同时，图像也变得愈发精准丰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