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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不只是补充、印证文字 图像和文字作为史料各有长短，图像明显的优点是形象直观，而文字材料蕴含的信息则更为丰富。邓菲认为，图文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图像跟文献可以互证；二是文本与图像信息有矛盾，但指向了同一个研究对象；三是图像呈现的内容是文献完全没有涉及的。 图文互证的例子很多，李星明随口就可以举上好几个。他在研究唐壁画时，看到两座墓的屏风画中都有同样的形式——画面当中放置金花银盆，盆的口沿立着鸟或鸽子。“后来我在《宣和画谱》中看到，五代时期黄荃、黄居寀父子的花鸟画题目就有叫‘金盆鹁鸽’的，即金盆银盆里盛着水，鸟儿们在旁边喝水，通常描绘皇室、贵族家庭。”据李星明介绍，“金盆鹁鸽”为当时花鸟画的一个格式，从文献和图像的对照中便可以看出来。 再如，几年前陕西潼关县税村前发现一座隋代大墓，后来根据列戟的数量，推断出墓主人为隋太子杨勇。“戟是一种武器，也可作为仪仗器、礼器使用。唐代列戟制就是通过施戟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力。”李星明介绍，《唐六典》中有详细记载：凡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施十六戟……“目前除了16戟的墓尚未发现外，其余的发现都跟文献完全对应，列戟形状也一目了然，对还原当时礼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文字只记载事物名称，不反映具体形象，图像则发挥了补充功能。“以前我们发现，《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记有‘滚乾箱’、‘吊神船’的运输方式，但究竟怎么操作，一无所知。多年后研究海外版的乾隆《金沙江全图》时才知道，用木材在水中滩险处搭成旱厢船路，让空船从中滑过就是‘滚乾箱’；纤夫从岩边用绳索强抬升木船，以减少摩擦来配合前面拉船的纤夫，就是‘吊神船’。”蓝勇认为，如果图中这两部分“文本化”一下，可形成几千字的文字资料，价值不可想象。他同时指出，图像有时会无意留存下一些以前不受关注、后人看来却相当重要的信息点。比如一张老照片中的人物呈现可以有主观选择，但不经意进入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在日后的历史研究中可能非常有用。“况且很多情况下，有些问题文字并无记载，只有图像信息，那就更不可替代了。” 图像和文本都能提供特定的历史信息，两者可能殊途同归，或者指向不同的结果。邓菲在研究死后观念时就发现，从墓葬里看到的图像资料与很多志怪或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并不一致：“笔记小说志异求奇，比如洪迈的《夷坚志》等，会记载一些骇人听闻的有关死后世界的设想，一方面为了吸引眼球，另一方面也有宣扬惩诫的作用；墓葬的语境则不同，是将最美好、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有时还可能涉及多种观念，包括佛教净土、道教升仙等等，竭力营造理想的死后世界。”她指出，文本和图像在这里的明显差别，源于研究材料的不同系统与脉络，“不同的材料，制作目的有差异，导向的结论就可能相反，但都是历史的呈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图像或文字都是史料，也都具有史证的价值。” “视觉资料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证据，但我们不得不问，图像只是充当补充、印证文字资料的角色么？通过图像，我们能不能重新认识从文字资料中不能得到的历史？”澳门大学特聘教授王笛的研究，长期聚焦在都市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上。“并非历史的各个方面都有文字描述，这个缺陷就要用视觉资料来填补。要想‘从下往上’看历史，图像是社会底层最直接的呈现。”他介绍自己在研究近代中国街头文化时，传教士、中外游客、记者拍的照片，艺术家的画作，等等，比文字更容易让人体会到芸芸众生之貌、熙熙攘攘之景。“更重要的是，行人、小贩、工匠、茶客、剃头师、算命先生等三教九流，并非都能载入史册、留下文字印记。” 这一点，李星明也非常赞同。他提醒我们，文本资料多为社会精英、士大夫所写，记载的都是些历史事件，主流对象包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烈妇节女……“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的运作、稳定、发展须臾不可少、却又‘日用而不知’的东西，少有文字记载，即便有，也往往不够完整、全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