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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史学界依然处在“图像转向”中 虽然图像跟艺术不能混为一谈，图像所表达的东西远远超越艺术，但19世纪艺术史学科的成型，无疑使得西方在利用图像解读历史方面的功夫越来越炉火纯青，理论体系也日益成熟。陈仲丹认为，中国学界看似“迟钝”，其原因不在于图像本身，而是中西方文化特征的不同：“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性，偏于对具体事物的归纳整合，少于对抽象思维的逻辑推断。举例来看，先秦时期的《孟子》《庄子》用讲故事的方式说道理，与古希腊《理想国》《政治学》的叙述风格就大不相同。”他强调，不同地域思维方式有差异，谈不上中西方利用图像能力有“高下优劣”。 事实上，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素有“左图右史”的传统。据李星明介绍，先秦时期的《山海经》记录了很多地理、物产、民俗、宗教、山川鸟兽等内容，本来也有图像，只是在流传的过程中日渐遗失，最终只剩下文字。更有研究认为，古《山海经》就是地图，或者以图为主，文字是附图说明，今《山海经》乃古《山海经》亡图而残存的文字说明而已（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当代志书编纂教程》）。这还不是个孤例，民国地图史学家王庸就曾总结过：“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黄苇《方志论集》） 中国古代地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曾迎来一个“图经时代”。东汉时，巴郡太守但望的奏疏中提到《巴郡图经》，为今天所知的最早的图经；东汉顺帝时，侍中王逸还作过《广陵郡图经》，可见，东汉就有图经是无疑的。究竟何谓“图经”？中国古文献学家王重民1950年代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的地方志》一文，就作了明确解释：“最早的图经以图为主，用图表示该地方的土地、物产等，经是对图作的简要的文字说明。” 到了宋代，时人言语中处处流露出对图像的重视，尤以郑樵的感悟为深，经久流传。他在《通志》总序里即言：“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在《图谱略》中又说：“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在《索象》《原学》《明用》里，都能找到相应的阐释，如“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等等。宋以后，文字气场越来越大，在表现思想方面的长处凸显，与此同时，由于传播相对困难、表意欠缺深度和准确性，图像的重要性日渐式微。蓝勇不免感叹：“以前那种以图为主、以经为辅的时代，变成以字为绝对主体、附以插图的时代。” 这之后，出现过一个可以重拾图像地位的机会，那就是形成于北宋、发达于清朝后期的金石学。“这是以器物上的铭文和石刻碑碣上的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李星明指出，金石学除了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外，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清代晚期书法的发展跟金石学密切相关，很多书画名家如翁同龢、金农等，写的字有所谓的“金石味”，就是这个道理。“但它的缺憾就在于，没有将器物本身的造型、位置等作为历史资料或者思想观念的表达来看待。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讲，书法也是一种图像，但远远不够，毕竟那些从古代发现的铜器、石刻，包含了丰富的图像和历史文化信息。”李星明说。 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材料的利用还是较偏颇的，总体来讲，较重视文献尤其是传世文献。与传统史学不同，国内现代史学始于20世纪初，可以梁启超《新史学》的问世作为标志。梁启超强调史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并推崇史料的价值——“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由于可信、可用的史料难得，就有必要扩大史料来源。王国维、 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呼吁重视甲骨文献、简牍文书等地下史料，王国维还提出“二重证据”说，指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要相互印证，陈寅恪也强调要用不同证据。此外还发现了一批档案文献，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及“八千麻袋”的清宫大内档案等，都将史料利用及史学研究往前推了一大步。陈仲丹认为，这些都是受到西方科学型史学理论方法影响的结果。 虽然在迭出的新史料中，史学大家们也对图像流露过浓厚的兴趣，但图像在史料中的地位并未发生突破性变化。郑振铎就如此批评过“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史学家仅知在书本文字中讨生活，不复究心于有关史迹、文化、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之真实情况，与乎实物图像，器用形态，而史学遂成为孤立与枯索之学问。”即便这样，郑氏所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免不了只是个“插图本”。 邓菲介绍，西方的历史研究以欧洲史等为主流，欧洲史、中世纪研究等等，率先利用或开创了新的概念、方法、视角，其他领域、文化的历史学家再学习起来，“在引介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汉学家们无疑发挥了桥梁作用”。 早年来中国考察的西方汉学家基本都是探险家，像法国的沙畹、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等，此外还有日本的常盘大定、关野贞、水野清一……调查了不少中国古代的遗址遗迹，比如庙宇、宫殿、墓葬、石窟、祠堂，留下很多图集、游记。有些集成册子发表了，有些作为馆藏一直搁置在那。1980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国内学者开始对这部分内容产生兴趣，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我们现在也在进行着一项类似的工作。”据李星明介绍，常盘大定、关野贞1920年代在中国作了几次探查，汇成《支那文化史迹》，共12册图集、2本说明，“他们拍到的那些石窟和古建筑，很多早已变样甚至消失，《支那文化史迹》便成为还原当时模样的唯一证据。我们争取明年完成出版，以利于更多学者使用。” 在李星明看来，历史研究的选题内容和方法手段往往跟一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关系密切。“在上个世纪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中，中国史学研究频频受到干扰，直到80年代开始有较为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以后，逐渐活跃起来，才可能有新的思考。”他感叹道，中国学术的创新思维不够，缺乏自己的学术话语，“从这点来看，图像与历史的融合交流还应该进一步深入”。 国内史学界目前的发展态势，王笛认为依然处在“图像转向”的过程中：“如果用彼得·伯克的方法做个判断，就会发现国内史学杂志中使用图片的文章比例始终比较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几乎看不到图像，即使有些杂志采用配图，也多半为了活跃版面，图像没有成为内容分析的一部分；而且这样的配图做得很小，就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已。相比较而言，《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或者《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的图像，情况就大不一样。” 邓菲也指出，有些历史学者有意识地不去用图像，“一旦要用，就跨到另一个领域，需要相关的训练，学习如何使用另一种史料——怎么看图、读图，如何读懂、分析，多少会有顾虑。”李星明坦言：“中国的文献资料确实浩如烟海。也正是因为多，传统史家认为光靠文献、终其一生在故纸堆里面找，就足够了。”他认为，对部分学者来说，其研究领域中要解决的问题，或许真的跟图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对文献依赖程度高也能理解，但考虑到整体的历史学发展，就不能这么说了。 虽未成为主流，但趋势已露无疑。可贵的是，很多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图像和文献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去看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在上世纪90年代做思想史研究工作时，就已经非常重视地图、传世画作、出土器物等，还就图像资料的使用发表了一些列文章，如《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作为思想史的古舆图》（《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复旦文史研究院创建之初，作为首任院长的葛兆光就把艺术史、图像研究等部分纳入进来，作为专门的研究方向。这在李星明看来，算是当时中国史学界颇具前沿思想的举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