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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右史” 图像“无语”却胜千言，与人类文明的进程如影随形。但从学术史来看，图像和历史研究的“缘分”一点也不深，两者经历了曲折的分分合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史界重文轻图，图像资料只是“辅助”、“帮腔”、“陪衬”……蓝勇一连用了好几个词来描述图像的边缘地位，并为其“鸣不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它可能成为幼儿识读的玩偶，而文字才是成人传魂的游戏。”或许现在，不少人的潜意识中还是认为，对生僻晦涩的文字作诠释咀嚼往往更具学问，而图像给人的感觉是通俗的、简单的、低级的、幼稚的，上不了历史研究的台面。 西方学术界对图像的利用和研究 西方直到近代才开始关注图像作为史料的存在。陈仲丹进一步作了解释：“近代，注重抽象推理的理论建构样式在西方发扬光大，学人热衷搭建庞大精致的理论框架，自然影响到图像研究。而且，西方近代文化兴起的文艺复兴，绘画是其中成就突出的门类，加之中世纪宗教文化中圣像学的遗产丰富，都使得西方在图像的研究利用中似乎处于领先地位。” 18世纪中期以前，以某一历史遗迹或者某一实物为材料的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把罗马陵寝用作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证据，将贝叶挂毯作为研究英格兰历史的主要史料……18世纪中后期，西方开始普遍重视图像的价值，同时在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中，进行图像史料的采集。比如，18世纪末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随军带去大批学者，负责测量和绘制埃及文化遗址，搜集和整理文物。利用这些资料，后来出版了20卷的《埃及志》，包括9卷文献、1卷图版说明、10卷图版集，收录图像3000多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善用图像资料的学者同时也是艺术家，比如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前者把图像和历史遗迹称作“人类精神过去各个发展阶段的见证”，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被曹意强视为“图像证史的典范之作”。曹意强评价布氏“审慎地、隐然地‘图像证史’，不但证出了一部震撼世界的意大利文化史，而且建立了以论题为经纬编织有机的文化史的新范式”，他同时强调应正确理解“图像证史”的内涵，“倘若仅仅证出一部艺术史，而非阐明舍弃图像而不能证、不能发之史，如此的‘图像证史’只不过是艺术史的翻版而已，而且往往是蹩脚的翻版”（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案例》）。 当史学家尝到利用图像理解过去的甜头时，便毫不吝啬对图像的赞美。赫伊津哈就宣称“历史意识是一种产生于图像的视像”。他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应以图像为先，只有通过图像，才能真正地发现往昔，才能更清晰、更敏锐、更富有色彩、更富有历史感地理解过去（曹意强《图像与历史：哈斯克尔的艺术史观念和研究方法》）。虽然在意识到图像的风险后，晚年的赫伊津哈作了反思，对图像的历史作用持两面态度，但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合法地位已经无法动摇。据邓菲介绍，此时的欧洲各国，广泛收集历史遗存、建立博物馆，以展示各自民族的辉煌历史。而赫伊津哈自己也为倡导建立历史博物馆付出了毕生努力。 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图像的利用逐渐上升到理论层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德裔学者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创立的图像学分析样式。他在1939年写作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中，把对图像的解释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前图像学的描述（pre-iconographical description），主要关注“自然意义”，由可识别的物品和事件组成；第二层次是严格意义上的图像学分析，主要关注“常规意义”，如图像中的战场是某场具体战役；第三层次是图像研究的解释，关注“本质意义”，即“揭示决定一个民族、时代、阶级、宗教或哲学倾向基本态度的那些根本原则”，图像正是在最后一个层次上成为历史的证据（彼得·伯克《图像证史》）。陈仲丹表示，潘氏的分析样式已成为图像证史的经典解读模式。 《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是英国最具权威的史学刊物之一，彼得·伯克对发表文章使用图像的数量作了统计后发现：从1952年到1975年的20多年间，该杂志没有发表过任何含有图像的论文；1970年代，只有两篇带插图的文章；到了198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14。王笛认为，在西方历史学研究中，198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图像的使用，使大家重新定义了史料的含义，扩展了对历史的认识，丰富了研究方法，也充实了对历史的想象。”他指出，过去在讨论新文化史兴起时，经常会提到“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但却很少意识到，同时也出现了“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图像转向’在建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把重点放到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身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