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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概念的变化是如何在历史上发生的？概念又何以能背弃其自身丰富的既有内涵？毕竟，科塞勒克也这样论述过概念的历史性：没有概念能“创生于特定语言，却与传承下来的语言环境毫无意义上的瓜葛”。①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塞勒克转向了社会史。对他而言，概念史虽能表述长期生活经历的意义网络，并以此超越单纯的社会史，它却仍然有着自身的不足：历史行为的落实，可以超越论述其行为的语言和符号表述。相对于社会史，执着于“言”的概念史，在解释“行”的方面就显得力不从心。作为历史经验之结晶的概念，终会耗尽其内蕴的活力，迫使人们在言不达意的困境中赋予其新的含义。这样，必须注意到一种双重冗余(double excess)：它既可能出现在概念史和社会史之间，也可能出现在语言层面和言外(extra-linguistic)层面之间——换言之，即在结构和事件之间。 科塞勒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其更具普遍认识论本质的历史概念带来了诸多问题。他的理论暗含着一套关于历史时间性的假说，牵扯到历史事实在不同层次上不同的交互方式。如前所述，正是科塞勒克对言说生成的历史性(historicity)的反思，令其低估了文本和语境、语言和言外实存(extra-linguistic reality)之间的张力。对他而言，历史经验并不是某种笼统的经验事实；换言之，经验不能脱离人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独立存在。正因为所有历史都包含某种意义，我们可以将概念视作构成历史经验的元素。这意味着，在科塞勒克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因为历史事件的历史性必须经由概念体现，故社会史和概念史是一体两面，不可区分。 尽管科塞勒克明确反对传统思想史学对“观念”和“实在”的二元划分，但每当处理历史上的概念变迁时，他不得不屈就于这种两分法。这就彰显了科塞勒克理论的一个内在问题：如何解释概念史中的变迁。所以，我们不能对科塞勒克笔下的社会史作望文生义的字面解读。正如汉斯·布鲁门伯格指出的那样，概念的存在，预设了令其得以在感观层面呈示自身的平台，而概念史对这种概念呈示的方式却难下一语(Blumenberg 1998)。就此我们需要转向剑桥学派，因为其成员在消解思想与实体的对立上比科塞勒克走得更远。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