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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旦我们承认概念的模糊性，便可以颇为合理而连贯地从反面立论。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就指出，将政治问题归结于政治概念的不可定义性，实在有倒果为因之嫌。如果真能在客观上确立政治概念的意义，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意义，而政治异见也就无从谈起——公共事务难道不应由精通(或彻底无视)政治概念“真正含义”的专家解决吗？ 最终，两种对立的观点都能成立。我们可以说，脱离真相的政治论辩本是海市蜃楼；而一旦我们自信真理在握，论辩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政治论辩就这样在预设了含义明确的政治概念的同时，矛盾地排除了厘清其内涵的可能。这样，定义概念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在开启政治场域的同时，也将概念转为政治性的。 由此，我们可以就政治概念的含混性，对科塞勒克提出的问题另作新解。根据罗桑瓦隆的理论，政治概念之所以难以定义，并非因为其意义的闪烁不定，而是因为它们只是问题的索引，本身就缺乏正面的内容。比如，之所以难以定义“民主”的现代意义，并不是因为其所指对象的空虚，而是因为它本身不过是现代政治根本悖论的代称：如何令国民在受治的同时，成为行使主权的治人者？受治与施治的同一，非但不是现代政治的基础原理，反而是其根本困境的体现。而现代政治话语正是建立在解决这一悖论的基础上，其所用之概念，自然无法被一劳永逸地确定。 这为我们理解思想史上关乎概念之历史性本源的时间性提供了一种相当不同的路径。在“弱”版本中，概念的不可定义性仍然关乎严格的经验性因素，提示着某种事实状况或情境。原则上说，并没有防止其语义内容趋于稳定的机制。就此而言，如果没人试图质疑特定政治范畴的意义，它将恒存不变。概念当然处于流变之中，但我们无法就概念本身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无法解释为何概念的既有含义会趋于最终崩溃。在此，历史性既有着顺理成章的必然性，又有基于境遇的偶然性。概念当然随时势而变，但其构成要素却不包含历史性。用鲍尔的话来说，人们永远会争辩概念的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可争辩性。 对概念的时间性更为“强化”的审视，则暗示了偶然性本源从“外在语境”向思想史本体的转移。据此，内涵的含混不清，不仅仅是政治概念在客观上的表现，也是其政治性的特征。这意味着，即便某个特定概念的意义不发生变化(这是近乎不可能的情景)，其内涵仍然是随时可能被挑战和更改的。政治话语体系既不能固化其内涵，也就无从达到前后统一、合理而富有逻辑的境地。尼采的名言也就因而具有了新的意义：概念自身的流变并不是无法定义它的原因；相反，概念的流变是因为其不能以明确的方式得以定义。只有接受这个前提，我们才不至于将历史上的辩论归因于辩论者对其所用概念的真正含义的误读和曲解，从而令思想史沦落为指摘前贤所谓“误解”、“谬见”的论域(参见Rosanvallon 2003，pp.26-27)。 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用一种打通观念与实在、文本和语境之间隔的语言观来取消前述的“结构主义”取向，将研究推向比剑桥学派更为彻底的方向。福柯在其1972年的著作《知识考古学》中所提出的“言说”(discourse)概念，或许是这种激进观点的最好表述。言说概念的提出，令思想史学家的关注点从主观转向了实践所蕴含的符号层面。事实上，各类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实践都基于一套相通的内在前提。政治语言就指向政治实践的符号层面。这里我们涉及了另一个将政治语言区分于政治观念的关键点。与后者不同的是，前者独立于人脑的思维之外，从而以客体实在的形式免受主观意识的扭曲和谬解。总之，它可以令我们超脱于作为思想史根本的各类意识哲学之外，从而着眼于实际的客观实践及其符号层面，进而触及其客观的表现层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