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用转向”和文本—语境关系 剑桥学派在处理观念史困局上采取了一条不同的理路，从“观念”转为对语言的“施为”(performative)层面的分析，而这一层面正是前辈学人所忽视的。 昆廷·斯金纳援引英语学界盛行的语言哲学传统，以“言语行为”(speech act)重新定义了“文本”这个概念(参见Austin 1962)。一旦将文本视为言语行为，仅仅阐释陈述所指的内容就远远不够了。所以，必须将言语行为置于促其生成的交流关系中加以系统分析。 持此主张的剑桥学派，常被视作彻底的语境主义者(contextualist)，但这个标签常引发误解。剑桥学派所谓的“语境”并非外在于文本：若将语境径直解作文本生成时的环境，就不免在二者间植入了某种外化的互斥关系。相反，对语言实用层面的分析令我们意识到文本本身就是事件—言语行为，从而迫使我们放弃“文本”和“语境”、“观念”与“实在”这种两分法。再荒谬错乱的文本，也是一种行为；凭言语行为的身份，话语得以成为客观实体，而不仅仅是某种思想上的反映。简言之，言说并非外在于客观实在之外的附加要素，其本身正是实存的一部分。 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注意到了斯金纳本人在使用概念时的含混。他宣称，表述生成的历史性(historicity of discursive formations)是由挣脱既有语汇框架的言说赋予的。概念上的变化，盖因某些主体在运用语言时别出心裁，赋之以前所未有的新鲜含义，从而促成了政治语汇的微妙变动。斯金纳常以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清教徒为例说明这种“意识形态创新者”：他们通过意义上的移花接木，成功地将此前颇遭鄙视的资本主义逐利活动转化成了合乎教义的勤俭德行。尽管斯金纳的学说可以解释新教语汇和价值的流行(他将新教徒令主流社会接纳其旧词新用的成绩，称为他们的“修辞成就”)，却难以说明清教徒是如何在传统语境中发明新的语义的。在解释语言变化的来源时，斯金纳转向了一套不甚精致的粗放“反映论”。他说：“特定社会中新兴的社会行为模式，一般会反映于用于描述和评价此类行为的相应语汇的发展过程中”(Skinner 2002，p.179)。 一旦我们要解释思想史变化，便不难注意到斯金纳本人仍将政治语言视为观念，从而和观念史藕断丝连。他所宣称的对政治语言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观念的变迁。这显然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每个陈述总是依赖特定的语法，以此确立其表述所依赖的前提，并明确其所蕴所指的确定含义。③以此观之，“新思想何以出现”就不再是问题的关键了；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作为新意义载体的语言是如何出现的”。而这正是法国政治概念史派的贡献所在：他们开启了政治语言研究在语义(semantic)和语用(pragmatic)之外的第三维度——对言说形式(语法)的分析，从而揭示传统思想史所遮蔽的概念变迁，触及在对“社会史”(德国概念史派)和“伟大作家之观念”(剑桥学派)的强调下，研究者所忽视的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