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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但是所撰述的文章集中在考古领域，均以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举凡城市、墓葬、建筑、手工业、宗教遗迹都有专门的系统研究。 宿先生为人低调，治学谨严，曾经不止一次抄写西藏《萨迦格言》“山涧的小溪总是喧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极少谈及自己。所以，读者要想了解宿白先生的研究思路，只有通过他的论文和讲义。在宿先生的论文中，发表于1992 年的《文物天地》第1、2、3 期上的《武威行》是比较特别的一篇，宿先生的多数论文是针对某一个专门领域的，而 这篇《武威行》分为四个部分，涉及了墓葬、馆藏重要文物、西夏蒙元遗迹等材料，甚至使用了武威当地现今犹谓人事纷杂为“天宝大乱”的俗语，来讨论久住凉州的昭武九姓之苗嗣问题。 全文以武威城的变迁为主线，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显示出先生宽广的史家情怀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同时，也是我们领会宿白先生治学思想的一篇范文。有研究者曾经注意到《武威行》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方法论的示范意义。如刘翀在《再读〈武威行〉》中曾将宿先生在《武威行》中体现的城址研究方法称为“ 古城寻址的间接法”。认为“文章对武威历史遗迹进行了极为全面的阐述和分析，资料丰富，理论卓著，是为古凉文化研究、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之作。”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共辑录六种讲稿，分别是《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汉文佛籍目录》《中国古建筑考古》《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 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和《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相对于论文而言，这些讲稿虽经宿先生反复修改，但基本用的都是讲课时的语言，更加容易让我们领会宿先生考虑问题的思路。 《汉文佛籍目录》 宿先生文献功力是公认的，宿白先生的职业生涯从北大图书馆开始。抗战胜利以后，经冯承钧先生介绍，宿白先生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宿白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一年多之后，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经考古组主任向达先生和图书馆馆长毛准先生商量，宿白先生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工作，这样一直到1952 年院系调整，北大从城里搬到城外，宿白先生才离开了图书馆，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宿白先生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参与李盛铎木樨轩藏书的编目工作，李盛铎是近代最负盛名的藏书家，李氏9087 种藏书共计58385 册，三分之一强是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宿先生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为他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提供了便利。前几年，宿先生将自己的藏书捐给北大图书馆，宿白先生曾经和我们讲起自己与北大图书馆的渊源:“我那时上大学，时间主要是在图书馆。搁40 年（1940 年） 开始，天天在图书馆。那时开架书多，我成天在那儿待着。毕业后留校， 还是在图书馆。……因此，把我的东西捐给图书馆，是很合适的。” 宿先生强调读书先要知书，他要求我们人手一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可以很快知道一本古籍作者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版本流传以及这本古籍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中他说：“使用一本重要的书，要对其有了解。否则会出问题”。具体到《历代名画记》而言，只有知道了张彦远的家世和张家丰富的收藏，才能够知道张彦远为什么能够写出此书来，以及此书可能具有的价值。但是，仅仅知道这些还是不够的，使用一本古籍还要知道所用书籍的版本情况。现在由于《四库全书》有了电子本，方便检索和使用，所以一些人写作的时候使用四库本，对于四库本，宿先生明确指出：“使用四库本要慎重。只要不是四库独有的书籍，最好不用四库本。找四库根据的原本或与其无关的其他本”。 从《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宿白先生使用古籍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在《汉文佛籍目录》中有更系统地阐释。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宿先生并没有直接讲授《汉文佛籍目录》中的内容，而是要我们抄写吕瀓先生的《佛典泛论》和《汉文佛籍目录》的讲义，并结合抄写的进程翻阅《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阅藏知津》等书籍，有问题再找他请教。这门课相对枯燥，里面涉及的书籍有很多我们是第一次接触。我们抄写的时候也并不完全情愿，抄写的过程中我的食指还起了一点茧子，说给宿先生听的时候，宿先生让我看他手上的老茧。现在看来，当初这门最枯燥的课，对自己的独立工作帮助最大，因为目录学是治学之门径，有了这门课，就可以比较快地找到《大藏经》中的需要资料。当时有一种传说，说宿先生只给自己的入室弟子上《汉文佛籍目录》，以至于我们抄写的讲义，后来被他人借阅，传着传着就不知道传到谁的手上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