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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 《历代名画记》虽然重要，但宿先生提醒我们：“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历代名画记》只是张彦远一人的记录，只反映他个人的看法，不一定都很正确”。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宿先生强调文献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文献并不可尽信，而是要和考古材料相互印证，而且我们阅读文献，是要为考古工作服务的。《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共有五章，其中第五章为“ 《历代名画记》与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内容占了全部讲义的一半。对于文献不可尽信，而是要和考古材料相互印证，宿先生在《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第一章“张彦远的家世及其时代”中之“张家的收藏”一节，特意提及张彦远的家乡山西临猗，指出“张家虽然在两京和大州地方作官，猗氏乡里还有旧居，多聚族人。”而《雍正猗氏县志》卷一〈坊巷里都〉条记：“邑城内有四坊……三相坊，城内西南地。唐三相旧居，故名。”对于这条文献，宿先生认为“雍正县志所记据云源于旧志。旧志是指万历、康熙的两县志。但是，明清志书记载唐宋事迹必须另有实证，不能轻易相信。”如何对待这样一条旧志的记载，宿先生先论及1989 年山东济宁发现了元泰定元年（1324 年） 张楷墓，墓志载其为唐张嘉贞后裔：“公讳楷字道宁，河中猗氏人……。父讳普，字大济，金泰和丙寅（六年，1206年） 夏五月二十七日诞于邑之三相坊，盖唐中书令张嘉贞暨子延赏、孙弘靖俱佐唐为达官故云。”（《山东济宁发现两座元代墓葬》，《考古》1994 年第9 期） 这块墓志记楷之父普其诞地猗氏三相坊。因此，我们知道明清《猗氏县志》所记的三相坊，应至晚还有13世纪初的文字根据。 在古今重叠型城址的研究工作中，是由今及古地去做复原的，这种工作的程序类似于考古发掘中的地层揭露是由表土向生土开展的。既然明清《猗氏县志》所记的三相坊，至晚还有13 世纪初的文字根据，那么，是不是能够说唐代就有三相坊呢？宿白先生紧接着进行了一段考述： 《县志》记县城周七里余，四门，东西两门，内有横街相通，南北两门内竖街都止于上述横街，不相通，北门开于北墙偏西位置，南门开在南墙偏东位置。北门内大街在与其相对的横街之南，还连接一条较窄的街道—坊门南巷，向南直抵南城墙。根据其他中原北方旧城街道改变的规律，推测猗氏城这条从北门向南直抵南城的街道，可能是原来的设计，而现在南门内大街约是后来改建的。这个推测如果不误，那么猗氏城内的原始规划应作十字街安排，这就可能是宋金以前的布局了。《县志》记猗氏县为隋代创设，8 世纪70 年代唐德宗时，河东节度使马燧为防李怀光之叛兴建土城，以后沿用。16 世纪中期，明隆庆初始砌砖，以迄上世纪50年代以前。以上记载从城内现存文物看，是可以相信的。首先城内东北隅偏西，尚存两座唐代方形七层砖塔，东西相峙。其后方即北方，有一处高米余的基台上建有奉祠马燧的庄武王庙，俗称马王庙，庙正殿歇山重檐，康熙重建，但多用旧础，旧础覆盆部分施雕刻，可据此断年。最早者雕盛唐流行的简单的宝装莲瓣，其次是若干种变形的宝装莲瓣，再晚些的雕相对环绕的孔雀，后两种应是北宋、金的遗物。可知清重建庄武王庙是在旧建筑台基上，并利用了旧建筑物的构件而兴建的。从庙内所存碑刻等有纪年的文物可知， 该庙始建于晚唐乾符六年（879年），北宋、金一再重建；而始建又是在其前兴建的佛寺的基址上改建的，所以庙前方左右还保有晚唐以前所建的东西双塔和大殿还使用盛唐纹饰的柱础。遗憾的是这座佛寺原来名字已失传了。猗氏县城内东北隅有盛唐的大寺院，可推知此城创建应不晚于盛唐。又城内有创建不晚于北宋的天王楼和西塔寺还有金建的文庙，还分布有北宋和金初的铁人、铁钟和经幢，还有元建的妙道寺，因可知此城宋金元沿用以迄明清。这样就可估计现猗氏旧城的布局至少晚唐以来改变不大，因此前面对城内西南隅的三相坊至晚13 世纪即已存在的推测，似乎可以向上追溯，说不定从宋金的13 世纪后半，可上推到晚唐，名称也许有不同，张家旧居的位置可能一直未动。能够对一个唐代家庭的大致方位的推定，在历史遗迹上也是较罕见的。如果再考虑天王楼旧址位于东西大街的北侧，我们知道相传各地天王堂的兴建，是 由于平息安史之乱后，唐肃宗诏令而创建的话，那猗氏县城这样的布局，也许有可能开创于8 世纪后期了。 读到这里，我们叹服于宿先生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宿先生行文干净利落，我相信在论文体中，宿先生是不会在讨论张家的收藏中插入一段上述临猗故城的考证的，但是从讲义中，我们能够看出宿先生对于所研究问题的方方面面都经过了长期细致的考虑。 《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 《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是宿先生给本科生所上的通论课讲稿，宿先生曾经跟我说：博士刚毕业只能讲专题课，因为这个时候他只在某些专题上有所研究，给本科生上课，一定要教授，因为这个时候的教师才有较强的把握材料的能力。在这部讲义中，每一个大时间段的考古学面貌宿先生都做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后面的内容则仅仅围绕着这些特点展开。比如在“五代宋辽金元考古”的“概说”中，宿先生说： 这个阶段，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存在以下几项极为显著的时代特征： 1．长城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各种遗迹急剧增多。前者是这个阶段中许多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各个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的具体反映；后者是这个阶段中南方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以上情况清楚表明，当时的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这些状况为以后明清两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民间手工业遗迹急剧增加。如果说汉唐手工业遗迹主要出自中央和地方的官府作坊，那么五代宋元的手工业遗迹则主要出自民间。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到遗物发现地点的扩大，甚至反映到产品外销、在海外大量发现上。 3．手工业产品的增多、地点的扩大等都是商业越来越繁荣的具体表现。这也反映到大小城市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发展、新的交通路线的出现上。同时对外贸易活动的增加、海上航线的往返也是证明。 4．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反映比较突出。宋元墓葬已和汉唐墓葬等级森严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5．由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出现某些松弛。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后，人们的身份出现某些变化，社会交往愈来愈多，与北方的民族关系日益密切。因而使广大汉族的生活习俗、生活习惯也发生变化，这反映在家居室内布局方面，十分明显。 总之，宋元时期的考古面貌，又和隋唐时期大不相同。假如说隋唐时期与两汉不同，那么宋元的变化则更大，变得愈来愈接近于近代了。 汉唐宋元考古时间跨度很大，但是，这部讲义并不厚。现在出版的一些称为教材的书，很多都是材料的胪列，教师不可能在有限的课时内讲完书中的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宏观把握材料的能力有限，研究得不够深入，提炼得不够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