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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承载体” 陶器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载体”，记载着许许多多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至少可以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陶器能部分反映族群变迁的情况。如前所述，陶器能反映人群饮食风俗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多族群由于生活在同一地域，长期相互影响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共同的饮食习惯。如果一个族群全部或部分向外地迁徙，其固有的饮食习惯并不会立即改变，而会保留延续一段时间，也就会把这种习惯带到一个新的地区。基于此理，我们可以通过陶器来研究一个地区族群变迁的情况。 第二，陶器能部分反映文化交流的情况。不同地域、国家、民族都会有不同程度交流和联系。陶器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它可以通过交换、贸易、馈赠、赔偿等方式互相传播。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周边其他地区的陶器来研究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基本上在各个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中都会不同程度存在其他地区的陶器文化因素。 第三，陶器能部分反映王朝更替的情况。文化的更替经常伴随着王朝的更替而发生。如在龙山文化末期，发生了二里头文化对各地龙山文化取代的现象；在二里头文化末期，发生了大规模被二里岗文化取代的现象；在殷墟文化末期发生了大规模被西周文化取代的现象。基于殷墟文化为商代晚期文化的认识，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更替。又如在西周时期，由于王朝初立，各地方文化面貌比较接近，显示了王朝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较强的局面，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地文化的地方特色越来越强烈，也同样显示了周王室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第四，陶器能部分反映思想发展的情况。每一类事物的存在都不能孤立于其所存在的社会，陶器也一样。如在西周时期实行严格的宗法礼制制度，“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周王、各诸侯国君、士大夫等使用礼器都有严格的规定，即“列鼎制度”，所以从西周至春秋早期之时，一般墓葬随葬的陶器组合均为鬲、盂、豆、罐等普通的生活用陶器，但西周中期之后，“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出现，诸侯国君开始谮越称“王”，其墓葬中的礼器也开始出现谮越，普通老百姓的墓葬中的陶器组合也开始出现变化，出现了鼎、豆、壶等陶礼器组合，礼下了庶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汉中期前后，随着汉代推行“黄老之学”以及重视生活的道教的产生而结束，墓葬中的陶器组合开始以仓、灶、井等生活类陶明器为主。到东汉时期，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随葬品又开始出现陶猪、狗、羊等家畜及其圈舍、陶仓楼以及反映地主生活的陶乐舞杂戏等模型。因此，陶器也是社会观念发展演变的部分反映和写照。 “法宝神器”的作用 陶器是我国考古学研究的特色，很多考古学的问题都是从“摸陶片”开始的，所以它也是考古研究的“法宝神器”。 文化面貌的“脸谱” 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以各种遗迹和遗物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在各种物质遗存中，陶器无疑是最丰富、最富特色一种。 陶器的生产不像玉石器制造，可以不受原料来源的限制随地生产，也不像玉石器、青铜器那么坚固适合长距离输送，所以它更具有地方性。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各地陶器的面貌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总体特点，但差别是主要的，不同空间时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表现最突出的是陶器。如在持续2000年的仰韶时期，中原地区的陶器始终以小口尖底瓶和彩陶为主要特色，燕山南北的北方地区则以“之”纹和筒形罐为主要特色，黄河下游一带以三足鼎和三足鬶为主要特色，长江中游地区以长腹罐、斜腹杯、折腹壶形器为特点，长江下游地区则以鱼鳍形足的鼎和竹节形的豆为特色。各地方考古学文化各式各样的陶器和陶器组合，犹如戏剧舞台上各种角色的“脸谱”，是区别它们的重要标志。 淅川东沟长岭汉墓陶器组合，以仓、灶、井为主 文化发展的“日历” 任何一种技术产品，都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烙上各个时代的印记。这些印记是我们反过来认识其年代的依据。比如汽车，1886年第一辆汽车仅仅是一辆人力车和一台内燃机的结合，形状和功能都比较简单，具有原始性，但随着技术不断改进和审美观念的不断变化，汽车从功能到形状都在随之改变，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改进和变化的步伐。汽车每一次外形改变和每一项功能的改进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的。也就是说每一次改变都会对应一个时间，变化和时间是有逻辑联系的，按这一逻辑，不仅能够从时间找到变化，也能反过来从变化找到时间。 时代在变，手机在变，陶器也一样，通过反推可以找到其年代信息 汽车如此，其他产品如电脑、手机等也是如此，陶器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发明和技术产品，也不例外，有产生、发展和演变也都有其年代顺序。而且由于陶器易碎，使用寿命短，人们在不断地重复着制造、使用和丢弃的过程。每一次制造都会有其年代信息。陶器上虽然没有明确的纪年数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外形的变化并结合其所在地层的早晚关系排出相对年代序列，这是考古学家的任务之一，也就是后面我们要提到的陶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考古发现的石器、玉器、骨器、青铜器、瓷器等遗物也都属于技术产品，也能反映其年代信息，但它们大多比陶器坚固耐用，使我们很难断定哪一款产品属于年代精确的标型器。骨角器虽然使用寿命比较短，但它属于半自然半人为的加工品，其形状不能划一，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不易把握。而陶器不同，它属于完全的人工制品，其形状是根据人的需要并结合一定的制作思想而设计的，在进行比较分析时容易把握；再者，陶器易碎，使用寿命短，即使正常的使用一般也不会超过十年，在地层学中一般不会出现制作年代早的陶器出现在晚期地层的情况，我们以此进行的考古分期经常能经得住地层学的验证。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的检验，运用陶器类型学进行的分期，其年代可以精确到50年以内。一般考古学家只要看看陶片，就可以大致找到其相应的历史年代，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陶器可以称为文化发展的“时钟”或“日历”，是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的“法宝”和“神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