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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的“基因” 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考古学家通过商代晚期殷墟文化追溯其源头，找到了相当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找到相当于夏代商人祖先的下七垣文化。我们根据性质明确的考古学文化的各种文化因素，在前期考古学文化中寻找文化面貌特征最为接近的一种，很可能就是其前身或主要来源。在各种文化因素中，陶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它具有其他文化因素所没有的独特优势。 第一，陶器分布广泛，普遍存在于各个考古学文化之中，具有普遍意义。制作陶器的原料是红黏土，在我国的分布相当普遍，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能见到；陶器制作技术较为简单，甚至不需要任何工具都能完成，多数人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掌握，非常便于普及。 第二，陶器的使用寿命较短，制作时间和使用时间较为接近，对时间变化比较敏感，是考古学分期段代的最好标本。 第三，陶器易碎，不适合长距离输送，商品化输出的半径较小，很多是氏族或者部落内部自产自销；某一地区的人群对陶器的使用习俗和制作方法一般会有其固有的传统。 第四，陶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生活用具，在当时社会，无论是贫富或是贵贱，都必须使用，而且不会因为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改变而有大的改变。 第五，在人群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陶器的种类和形制会相对稳定。而在人群结构发生改变时，不同的用陶习惯会发生变化，新加入的人群会带入新的陶器组合，从而变成杂交或融合文化。 考古学文化就好比一个人，各种文化因素是其各种特征。城墙、宫殿、青铜器、玉器等高规格文化因素就像人的衣服，是人的装饰特征，因暴露在外很容易被人模仿。石器、骨器、房屋等文化因素就比如人的样貌，掩盖在衣服之下，不易被外界模仿，区分度不大。而陶器则像隐藏在身体内部的“DNA”，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文化交流的“书信” 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由于政治、经济、婚姻等原因往往会产生一些交流和联系。陶器作为主要的生活用品，往往也能够反映一些他们交往和联系的信息，就像是文化交流的“书信”。文化交流有多种形式，所以其“书信”的形式也不尽相同。 文化迁徙的“家书”。大汶口文化本是分布于山东地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但是在其晚期时，不断西迁，在今河南省东部、中部、西部，甚至陕西南部都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墓葬。考古学家们之所以认为这些墓葬属于大汶口文化，理由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随葬品中有背壶等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典型陶器在此种意义上，陶器可以算得上一个浪子远行的“家书”。我们通过读这封“家书”就能找到他的家。 文化联姻的“情书”。两种相互毗邻但又不同性质的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即双方都会存在对方的文化因素，但对方的文化因素往往会与己方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或共存于一个单位，或者是双方文化因素经常出现在一件陶器之上。这些情况很可能是两种文化互为婚姻的关系。在此情况下，陶器就好比是文化联姻中的“情书”，是他们恋爱婚姻关系的见证。 文化结盟的“盟书”。在历史上，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目的，或对抗共同的敌人，两个或多个集团经常会进行联合或结盟。如在大汶口中文化早期和中期时，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基本上是对立关系，虽然也存在一些交流和联系，但主要是相对独立的发展，但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到大汶口文化晚期时，出现大汶口文化与与中原仰韶系文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的局面。在中原仰韶系文化的遗址中出现数量较多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背壶、陶鬶等典型大汶口文化陶器。这种中原文化能够接受较多的大汶口人在自已的领地内生活并保留其固有的文化习俗的情况，只能说明两种文化是一种牢固的联盟关系。在此情况下，陶器显然像是部落联盟的“盟书”。 文化冲突的“战书”。古代部族或集团之间有时也存在冲突的关系，这在考古学文化上也会有所表现。这种文化关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豫南鄂北一带表现最为明显。这一带最初属于中原仰韶文化的分布区，但到了仰韶文化晚期时，南方文化北渐，把仰韶文化驱赶了出去，这里成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到了龙山文化晚期之时，中原文化再次强大，最终又把石家河文化赶走，再次占领该地区。这一现象，因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地层中经常发现王湾三期文化陶器叠压石家河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陶器，以及石家河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陶器叠压仰韶文化陶器的情况而被我们揭示出来。因此，陶器好比文化冲突的“战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