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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结构上，阿根廷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期民众主义”就诞生于这个历史巨变时期。在经济上，从19世纪末开始，阿根廷通过开发国际市场上畅销的大宗产品——农产品和畜牧业产品主要是牛产品，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并开启了本国现代化的进程。到20世纪初，阿根廷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过去贫穷、落后的国家面貌开始发生改变，为现代化进程的继续深入开辟了道路。同期，阿根廷的政治上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时期。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阿根廷逐步抛弃了各地考迪罗各自为政的混乱时期，进入寡头政治时期。寡头政治的建立为阿根廷政治领域带来了秩序和稳定，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但是，寡头政治在强调秩序的同时忽略了政治领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到20世纪初，寡头政治日趋僵化和保守。建立在寡头政治基础上的秩序和稳定已经成为阿根廷政治发展的绊脚石。在社会结构上，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改变了原来停滞、落后状态，为阿根廷社会带来了新生力量即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中产阶层主要集中于沿海大城市的工商服务业中。在阿根廷产业链中，工商服务业既是农牧业经济的依附产业，又是农牧业出口经济不可缺失的补充。20世纪初，阿根廷的非农牧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中产阶层踌躇满志，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也在这一时期进入阿根廷社会。但是，此时阿根廷的工人阶级由于大多还是外籍移民，因此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利益。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出现使得阿根廷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在阿根廷这个有机的社会整体中，封闭、僵化的寡头政治与经济上的开放、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流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影响阿根廷社会进步和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阿根廷社会中存在的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为早期民众主义的产生培育了肥沃的社会土壤，创造了必要的现实条件。 “早期民众主义”理论的形成又与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即激进党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激进党是于1890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统老党公民联盟中分裂出来的。当巴托洛梅·米特雷领导公民联盟走上与当时掌权的保守派合作的道路时，激进党在莱安德罗·阿莱姆领导下，坚持拒绝与保守派妥协的立场，逐渐发展成为阿根廷政坛上最重要的反对党。阿莱姆领导的激进党虽然明确拒绝与保守派妥协，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和策略。1896年阿莱姆自杀身亡，他的外甥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成为激进公民联盟最杰出的领导人。从此激进党开始了伊里戈延领导时期。伊里戈延带领激进党在阿根廷政治舞台上由局外人变为主角的过程正是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形成、发展的时期。 伊里戈延在登上阿根廷政治舞台时，激进党只是一个反对党。当时阿根廷精英寡头通过操纵选举而牢牢把握着国家政治生活。阿根廷的选举制形同虚设，成为寡头政治的手中玩物。在当时的政治现状下，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根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真正地参与阿根廷的政治生活，更无从谈及分享政治权益。此时，作为反对派领袖，伊里戈延只能是在体制之外通过“不合法”的手段对寡头统治提出挑战，主要目标是打破将他们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僵化的政治体系，至少可以与保守派分享政治权益。 在发动几次不成功的小范围暴动之后，伊里戈延认识到就当时激进党的力量想通过激烈的方式改变寡头政治是得不偿失的。之后，伊里戈延将关注点转向阿根廷的选举制度。针对当时阿根廷大农牧业主把持选举的状况，伊里戈延领导激进党从两个层面力图瓦解当时的选举体制，建立有利于激进党的新的选举制。 首先，面对保守派操纵选举和选票的局面，伊里戈延采取了“弃权、不合作”的策略。伊里戈延发誓说“以他的人格担保，激进党在选举中没投一张票”。同时伊里戈延不断地对阿根廷寡头政治进行攻击，坚决拒绝对保守派做出丝毫的妥协。伊里戈延曾对寡头政府的政治派别进行抨击说：“政府与反对势力是一回事。反对势力是由一些暂时被排挤出权力集团以外的势力组成，他们仅仅是等待时机再次获得这个战利品。整个机构就是一堆腐朽的废物。这个机构的运转不是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是为了最低级的卑微的动机……这些人要对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事负责……这是阿根廷的巴士底狱，相反，我的力量与民族灵魂在一起。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干净的选举。这是恢复正常行使选举权所必不可少的条件。”⑥通过拒绝参加选举而显示出激进党是当时阿根廷政治生活中的一股清流；而通过“不妥协”则将激进党树立为对保守派不满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言人。 其次，伊里戈延对激进党的政策进行了修补，加入了大量道义、民族、国家以及宗教等因素。伊里戈延极力宣扬激进党事业不是代表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利益。伊里戈延在1909年写道：“激进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代表各种观点的力量的组合。这些观点构成民众要求的核心。为民众要求服务，促使民众要求的实现，为民众重建有威望和公正的国家是党的纲领。确定这个纲领是在党建立之时，到现在依然如此。”⑦同时，伊里戈延又宣称：“激进党是由众多献身于民族伟大事业和高尚理想的勇敢的英雄的阿根廷人构成”，“我神圣的信念来自强烈的爱国主义”⑧。伊里戈延将国家视为对立的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积极的调停者，它的任务就是促进“分配公正”。“国家政治应该是保卫博爱、仁慈，是国家发展与幸福的最高典范”。“自由主义政治是公平的，是有拥护者的，是较少排外的。但是（当前）自由主义政治没有建立在相同利益的基础上，没有建立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基础上。我认为反抗和长期的敌对是由他们的利益引发，根源于过去那些顽固的特权领域”。“我那自由、公正的理念必将胜利。未来的荣耀和繁荣属于全体，因为没有一个政党凌驾于另一个政党的胜利，因此，胜利属于整个国家”⑨。关于激进主义，他宣布：“它的使命是伟大的，它的努力将是长期的，它的强大在于它的勇气。它将不断地通过最纯洁的舆论得以加强和振兴。它是后代的学校。”⑩伊里戈延宣传激进主义是一种事业，激进主义的追随者是“信徒”，他自己则作为一个“使徒”完成引导“信徒”的任务。“我断言，我的政府是一个道德政治的传播活动。”(11)伊里戈延之所以在宣传中加入这些新的因素，一方面这些原则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和抽象性；另一方面对于经历独立战争洗礼和世代沐浴天主教福音的阿根廷来说，这些理念早已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伊里戈延利用了这些因素的抽象性和广泛性将激进党政策改造的更加圆滑、折中，也将激进党的政策与全体阿根廷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调和了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所有阿根廷人的利益。最终在激进党的宣传中，阿根廷社会的各阶层都似乎可以找到代表自身利益的闪光点。 无论政策、宣传怎么变化，伊里戈延对激进党政策进行改造的主线只有一条，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对旧选举体制施加强大的社会压力，最终迫使保守派做出必要的改变。此时，激进党政策的重点是通过模糊、折中的宣传博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对寡头势力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在选举法改革之前，伊里戈延这种调和、折中的政策宣传为阿根廷政治生活注入了新鲜血液，宣传了正在酝酿中的早期民众主义思想，对寡头政权形成了一次次冲击。20世纪初，罗克·萨恩斯·培尼亚总统时期，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政府承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培尼亚总统认为，动荡和不稳定是最大的危险，民主是避免这些危险的最佳途径。在形势所迫下，保守派终于在修正阿根廷政治体系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1912年培尼亚选举法问世。新选举法规定实行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一律参加无记名投票；规定委托军队而不再委托各省警察负责选民登记和选举监督。新选举法的问世标志着伊里戈延首战胜利，也标志着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开始形成。至此，伊里戈延为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成功地涂上了底色，通过折中宣传来淡化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在根本利益上的差别，进而调和社会矛盾，即折中和调和。其目的就是在阿根廷社会各阶层中都能找到生存的空间，得到社会最广泛的支持。这种折中、调和也成为早期民众主义的基本色调。伊里戈延这次着色的过程也是早期民众主义形成的第一步。到1912年阿根廷选举法改革，早期民众主义的形成走完了第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