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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16-1930年是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和实践不断结合，相互修正的过程。在此期间，虽然党内出现过领导人的更替，但是激进党一直都是执政党，而且始终没有走出伊里戈延的影响。因此，在激进党执政的整个时期，早期民众主义理论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1918年伊里戈延指出：“政府首要的职能是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保障广大无产者免遭贫困，反对自私自利和无序的发展。”(14)1919年伊里戈延的合作伙伴弗朗希斯科·贝伊罗(Francisco Beiró)说：“古老的欧洲社会中的罪恶和并发症不会在这里复活。即使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受到忽视，也不可能引起经济混乱给社会造成麻烦，因为政府早有准备，会给予恰当的解决。”(15)早期民众主义理论试图通过这种调和达到各阶级的妥协和协调，以实现在伊里戈延指导下的阿根廷整体稳定。这段时期，早期民众主义在主基调没变的情况下，主要是在对待地方保守派的原则上做出了调整。在伊里戈延担任阿根廷总统之前，激进党为了最大限度上减少自己的反对力量，对内地农牧业主采取克制的态度，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尽量不去触动他们的利益。当伊里戈延当选为总统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作为总统，伊里戈延更多考虑的是政权稳定，因此改变地方农牧业主做大的局面就势在必行了。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在这一点上进行了修正。当选阿根廷总统后，伊里戈延尽量通过各种手段从保守派手中夺取政治权力，加强激进党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伊里戈延主要是使用总统手中的“联邦干预”的权力，利用行政命令，通过强制性手段改换地方政府，将激进党人士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保证激进党对这些省份的控制。伊里戈延还通过“联邦干预”措施干预调解激进党中不同派别在地方政治中的矛盾冲突，从而加强自己在激进党和国家政治中的权力和地位。出于以上目的，伊里戈延时期，“联邦干预”使用的频率大大高于保守派政府时期。1860-1911年，使用“联邦干预”累计达82次。1916-1922年第一任期间，伊里戈延共使用了20次“联邦干预”的权力，其中大部分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执行。仅从1917年4月24日到1919年10月17日，伊里戈延政府就相继对10个省进行了干预(16)。这10个省的省长原本都是保守派成员，通过总统的干预，8个省的省长由激进党成员取代，激进党政府在这些省夺得政权。1928-1929年期间，除了两个省之外，阿根廷所有的省都受到忠于伊里戈延的“个人效忠派”的控制，其中8个省是通过选举掌握政权，另外4个省则是通过伊里戈延手中的“联邦干预”的权利取得控制权。除此之外，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基本没有发生过实质上的变化，大体形成了折中、调和的宣传与“分而治之”的实践相配合的理论体系。 但是，由于当时阿根廷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局限性，早期民众主义理论并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在实践中，更多地显现出早期民众主义的实用性和随机性。另外，在早期民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都贯穿着伊里戈延个人的作用。当伊里戈延个人的威信和地位巩固时，早期民众主义就顺利、平稳的发展；伊里戈延个人受到攻击和怀疑时，早期民众主义政策也随之飘摇不定。在这一点上，早期民众主义也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这段实践暴露了早期民众主义的不成熟，显现出更多的作为“政治策略”的权宜性。然而，早期民众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也加快了早期民众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随着1930年激进党政权的垮台，早期民众主义的发展也一度走向低潮。但是，早期民众主义却在阿根廷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开创了阿根廷政治生活的新局面。首先，早期民众主义的发展打破了寡头政治的封闭性，为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了“破冰”之效。通过早期民众主义理论的宣传，伊里戈延带领阿根廷民众势力从朦胧中走出，对成分复杂的民众势力进行了初步整合，推动民众力量积极投身于新的社会运动中，形成庞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最广泛地动员社会大众，伊里戈延才在1916年总统大选中战胜了根深蒂固的保守派，建立了激进党政权。1916年标志着阿根廷政治进入一个新时期，打破了阿根廷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治体制的封闭性，为社会新兴阶层的参政打开了缺口。其次，通过早期民众主义理论的实践，中产阶层获得了实惠，最重要的是获得了有效的参政途径，分享到了切实的政治权利。在阿根廷历史上，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进入政治领域，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利。而当时阿根廷的中产阶层是拉美大陆上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所以带领中产阶层进入阿根廷政治生活不能不说是早期民众主义的一大贡献。作为新兴社会力量，中产阶层进入阿根廷政治中心，本身就意味着阿根廷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最后，尽管早期民众主义成为政治主角的时间并不长，却承担了保护“婴儿时期”的阿根廷民主政治的重任。在早期民众主义的实践过程中，阿根廷民主政治非但没有被摧垮而且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著名的历史学家莱斯利·贝瑟尔曾指出：“1930年9月的革命起因于保守派分子对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深刻的个人仇恨。1930年，保守分子很少把‘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反对。”(17)经过短暂过渡之后，1932年，大农牧业主选择了以阿古斯丁·胡斯托为首的“政党联盟协调组织”，而放弃了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乌里武鲁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法西斯主义是民主政治的最大威胁，是最大的反民主因素。大农牧业主的这次取舍遏制了阿根廷法西斯势力的发展，维护了阿根廷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化进程。纵然，这种民主具有明显的形式化和狭隘性，但这种做法本身意味着保守派也在接受民主化的思想。早期民众主义的实践对保守派的转变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保守派可以依靠军事政变卷土重来，却无法保证其政权长期稳固。阿根廷的民主政治并没有随着军事政变而消亡。1930年之后，保守派政权不时地受到民主势力的冲击和民主政体的插足。军事政变、军人独裁与民主政体的交叉出现也说明了阿根廷保守派长期大权独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民主政治已经成为阿根廷政治生活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早期民众主义理论为阿根廷政治生活引进了一种新的政治信仰，即要求社会更公正、更平等。 1930年的政变只是从形式上结束了早期民众主义在阿根廷的历史，却无法从根本上抹杀早期民众主义对阿根廷政治发展走势的影响。1946年，胡安·多明戈·庇隆上台开始了阿根廷历史上的庇隆时期。庇隆当政后，阿根廷民众主义进入成熟期，即“经典民众主义”时期。“经典民众主义”在阿根廷民众主义发展历史上占据无可比拟的地位，是民众主义完全展示其魅力的时期。“经典民众主义”的出现不是无源之水，无花之果，是早期民众主义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结出的盛果。但又不是其简单重复，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早期民众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社会的进步是不会止步的，现代化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滞的。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社会呈现出新的特点。现代化进程深入到内地农村地区影响了阿根廷社会的整体发展。首先，在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次，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过度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在城市的贫困化、边缘化。最后，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改变了阿根廷城市劳动力的人口构成，城市劳工由以外籍工人为主转变为以本国工人为主。这些变化为阿根廷社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隐患。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些新情况就成为当时阿根廷最大的现实问题。为疏导现代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这些困难，阿根廷社会各阶层都在寻求解决的办法。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尝试为庇隆提供了启发和经验。此时，最渴望阿根廷社会发生改变的已经不是中产阶层了，而是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迫切希望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获得更好的生存权和更大的生存空间。通过满足这部分人的需要而赢得他们的信赖，通过政治动员激活他们的政治热情从而获得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最终在国家政治中心拥有一定的实力，正是庇隆采取民众主义的重要考虑之一(18)。 民众主义产生本身就是阿根廷现代化发展的产物，早期民众主义只是阿根廷现代化发展初期的产物，是阿根廷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庇隆时期的民众主义是阿根廷现代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结果，是阿根廷政治民主化的第二步。无论是成功与否，早期民众主义与庇隆时期的经典民众主义是阿根廷整个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具有紧密联系的两个阶段。首先，早期民众主义为经典民众主义发展提供了参照和方法。其次，早期民众主义也为庇隆时期的民众主义提供了基础。早期民众主义是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初显，是民众势力第一次进入政治家的视野与阿根廷政治联系起来。民众并不是一个成分单纯的社会势力，只是相对于贵族来说的平民势力。20世纪初，阿根廷经历的是现代化的第一步。当时，早期民众主义动员的是民众势力的最上层即中产阶层。到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现代化进程更加深入，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在发展。经过早期民众主义的实践，中产阶层已经享受了政治民主化的果实，成为早期民众主义的受益者。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现代化引起社会更深刻的变化，触动了更多人的利益。刚刚进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就是现代化进程新卷入的社会力量。这部分人同中产阶层一样都属于阿根廷的民众势力，但他们之间又有所不同，他们分属于民众势力中的不同阶层。经典民众主义正是阿根廷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庇隆抓住了这部分人，对阿根廷社会进行了更深层的动员，组织和发动了新的工人阶级，实践了经典民众主义。庇隆提出“社会正义”和“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就是给予阿根廷工人政治参与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改善他们的医疗卫生条件，提供受教育的机会等。“经济独立”则是根据当时阿根廷经济发展的状况而提出的，即要结束外国对阿根廷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等(19)。庇隆是在早期民众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动员，是早期民众主义时期社会动员的继续和发展。与早期民众主义相比，经典民众主义更具有民众性。早期民众主义的基础是中产阶级，与工人之间并未建立正式的关系，而经典民众主义的基础是工人和工会，且把工人组织起来，将工会组织化，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中。经过经典民众主义的实践，阿根廷政治民主化又有了新发展。 早期民众主义不仅影响了经典民众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且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丁美洲“新民众主义”的发展给予了启发。当然，20世纪后期拉美大陆的新民众主义更多的受到经典民众主义的影响。新民众主义尽管与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在经济政策上有所不同，但新民众主义的着眼点没有变，依然是动员体制之外受到主流社会排斥的社会势力的支持来完成打破原有社会体制的变革。新民众主义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在阿根廷实施后带来的社会动荡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在阿根廷财政积重难返、经济崩溃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阿根廷经济开出的一剂猛药。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对阿根廷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的作用有多大。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本质上是与阿根廷原有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相抵触的。新自由主义要求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单位，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原则，更重要的是要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没有在阿根廷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平衡，扩大了贫富差别。阿根廷社会承担着巨大的动荡和由此而产生的灾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争取大众的信赖，争取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政治领域的首要任务。以梅内姆为代表的阿根廷政治家再次将眼光转向民众主义。他们通过与群众建立直接的联系进行动员，向群众宣传当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混乱只是暂时的，是为了彻底改善阿根廷经济状况所必须承担的代价。他们利用民众主义的动员方式希望换取群众对当时经济困难的理解和容忍，在政治上给予更多的支持。新民众主义的实施主要是针对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新民众主义实施的目的是要打破工会对国家经济的钳制，摆脱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僵化的管理体制，打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来获得原有体制之外的广大民众在政治上的支持。无论是“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还是“新民众主义”，其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借助民众势力，利用民众主义运动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伊里戈延时期，“早期民众主义”兴起的原因是阿根廷经济现代化的初步发展对社会形成的触动和冲击。庇隆时期，“经典民众主义”兴起的原因是阿根廷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的挑战和破坏。“新民众主义”则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实施给阿根廷带来混乱和对社会体系产生解体影响的情况下出现的。 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阿根廷在现代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冲突和矛盾，而民众主义就会成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手段。民众主义经过“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新民众主义”的几个发展时期，至今已经成为阿根廷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早期民众主义开创了阿根廷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