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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转型的三种方式 国家因何而转变？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只要统治者无法论证自己的权力来源，或者当权力分配系统失衡时，国家转型的契机便会产生。具体而言，德国历史上的国家转型大致可归类于三种因素： 第一种是来自更高使命的呼唤。962年，伴随着奥托一世在罗马加冕，成立才30多年的“德意志王国”升格为“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人继承了查理大帝(Karl der Gro  e，800-814在位)的皇冠，进而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在这片原来由罗马人统治的区域中，唯有德意志人才有权自称“奥古斯都”。这种“帝国的荣光”让德意志人心甘情愿地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牺牲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去追求世界主义的目标。皇帝“承担着高尚的职责，象征着欧洲的统一，保护着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并在各类政权之间维持均势”(28)。到19世纪，民族还是世界的价值立场却发生逆转，“民族国家的诱惑力”骤然上升，以致此前“文化民族”的自我认知不得不让位于一种对“国家民族”的急切渴望(29)。为此，德意志甚至愿意牺牲哈布斯堡家族，来促成更为现实的“俾斯麦革命”。从德意志联盟到德意志帝国的转型，正是源于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召唤。在某种意义上，当下的联邦德国也曾带着某种献身的意识，在欧元危机期间，独自苦撑，不愿意放弃欧盟这一跨民族政治共同体。(30)第二种是突然降临的外部压力。即便到18世纪中叶，孱弱不堪的神圣罗马帝国一再受人奚落，被讽刺为“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帝国”(伏尔泰语)，但倘若没有拿破仑战争的冲击，这个欧洲中部的庞然巨物恐怕还将苟延残喘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最新研究表明，15世纪末以后的帝国政治发展趋势并非陷入停顿，而是出现了一种新活力，即强化了联邦主义的色彩。甚至在18世纪90年代，帝国议会与帝国最高法院再度运转起来，以协调“各邦对国内外压力作出共同反应”。(31)正是由于拿破仑改变了帝国内部的政治格局，并自行加冕为帝，哈布斯堡家族考虑到自己无望当选皇帝，才宣布帝国解体。值得关注的是，在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前，哈布斯堡家族已经宣布把“奥地利王国”升格为“奥地利帝国”，其合法性恰恰建立在老帝国的基石之上——新的帝国纹章是奥地利纹章上加罗马帝国皇冠，新帝国色彩与鹰徽则完全继承了老帝国。(32)与此类似，德意志帝国的转型是一场士兵起义后的结果。尽管德意志帝国遭遇到各类新生社会问题的冲击，并且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1918年10月初开始启动的政治改革本来有机会在和平状态下把君主独裁制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然而基尔水兵起义却点燃了社会各阶层反对帝国的潜在怨气，以至于如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这样的社会民主党高层领袖都不得不放弃保留君主制的计划，转向共和制。(33) 第三种是逐步酝酿的内部风暴。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帝国的转型，更大程度上源于不断恶化的民主危机，而不是一场革命后的结果。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不断受到外部战争赔款压力和内部极端势力的反复挑战。而过于超前的民主设计又为善于钻营的投机客们打开了通往权力的大门。不过，即便从1929年起，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危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最后一届大联盟内阁在失业投保费的比例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而下台，以致成立所谓“总统内阁”，即内阁无须获得国会多数派的支持，而仅仅依仗总统的信任，民主制失去了第一道屏障；其次，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内阁为了取消战争赔款，有意推行了财政紧缩政策，以致不仅无法缓解大萧条带来的大规模失业问题，而且还让更多选民投向极右翼政党的怀抱，纳粹党正是在此期间举行的三次选举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民主制向独裁制跨出了一大步；最后，总统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周围的右翼政治家们形成了压力集团，通过与希特勒的反复接触而产生了利用纳粹党的错误算计，并以此影响总统的决断，最终为纳粹夺权打开了绿灯。在这一进程中，民主制的有效治理能力日益受到质疑，人们对独裁的渴望却不断加强。(34)当时的《德意志汇报》就曾直言不讳地断言“人民深深渴望着领导和权威”(35)。 国家的转型，并不必然与革命、战争或动乱联系在一起。在德国历史上，不同种类的国家转型显示出多样性的特征。从德意志王国向神圣罗马帝国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默许程序。从神圣罗马帝国向德意志联盟的转型，则经历了战争，并最终取决于维也纳会议的国际谈判。从德意志联盟向德意志帝国的转型，毫无疑问是三场王朝战争的结局。从德意志帝国向魏玛共和国的转型，直接受到水兵起义的推动。从魏玛共和国向纳粹帝国的转型，则是民主危机不断加深的后果。从纳粹帝国向两个德国并立状态的转型，既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也是由美苏争霸和冷战格局所导致的。民主德国最终并入联邦德国，同样与冷战格局的演变密切联系在一起。 转型之后的国家，必定需要动用一整套新的论证模式，来建构统治所需的合法性认同。国家的历史循环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从这一点而言，德国历史总是出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纠结状态，也属情理之中。 德国历史上的“国家”为我们展现了构建合法性认同、形成有效治理结构、寻找转型契机的不同努力。这些努力既针对具体的政治文化环境，又同各时代的历史记忆纠结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一段拥有鲜明德意志特色的国家演进史，揭示出德国历史之所以跌宕起伏的政治根源。 对于德国历史上不同类型“国家”如何进行权力来源自证、如何构建有效治理结构、如何发生转型等问题的梳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更为历史性地理解德国所需，以便把围绕在德国认识上的各种误读(无论神化还是贬低)驱散，更旨在对一些流行性的国家建构理论加以反思：其一，从一国而言，“国家”形态从来都不是一以贯之的，更不是天然性地同“民族”结合在一起；从全球来看，“国家”模式也未曾被“民族主义”统一过，纯粹的“民族国家”形态只是出现在少数地区，大部分国家都以多民族形态存在。换言之，“民族性”并非是国家权力自证的唯一来源。其二，国家的有效治理结构是同其内外权力施展结合在一起的。每一类国家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形成权力分配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状态。观察一国的权力运作，绝不可仅仅从一个视角加以判断，否则就会出现误判。其三，国家转型的方式绝不至于局限在“冲击—反应”等一类构想中。事实上，国家转型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内部。不过，从内而外的转型方式也存在改革与革命两种可能性。是否能够平稳过渡，既取决于转型的目标是否远大，也与统治者的审时度势密不可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