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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13年1月9日，格雷依然认为战争是个巨大麻烦，英国不应该加入战争。在英国决定参战的前两天，格雷还说，法国已经做出决定，但英国现在尚不需要做出承诺。(55)直到1914年8月3日，格雷才在下院无奈承认：欧洲和平不复存在。但三国协约不是一个同盟，在目前危机下，直到昨天为止，英国除了外交支持外，没有做出其他任何承诺。然而，无论英国参战与否，英国对外贸易都将中止，不参战还会失去道义的责任。因此，即使英国不参战，它所遭受的痛苦也不会少于参战所带来的痛苦。(56)8月4日晚11时，英国正式向德国宣战。 19世纪见证了“英国治下的和平”。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的支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成为国际外交秩序的主要规范者。然而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英国已不再具备这些优势条件，它在所有方面都受到挑战，不仅失去对地中海的绝对控制，而且在远东、中东都面对新的霸权争夺，连印度也有危机四伏的感觉。英国的国力已成明日黄花之势，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外交路线。它不能再以老大哥自居，在全世界指手画脚、气指颐使，而只能够审时度势、接受现实，放弃它执行了一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去寻找最能够帮助它维护自身利益的同盟国。 在欧洲列强中，德国在人种与语言方面与它最接近，德国皇室与英国女王也有最接近的亲缘关系，英国人的第一直觉是向德国伸出橄榄枝，但很快就发现，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最大：德国已成为欧洲的第一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而名列世界第二，德国产品正在把“英国制造”排挤出市场，其工业竞争力与日俱增；德国也向全世界伸出了触角，不仅抢占殖民地，而且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力发展海军，威胁到英国的海洋霸权。相比之下，仅次于德国的法国和俄国，尽管与英国也矛盾重重，也在争夺殖民地和商品市场，但法国终究衰落了，俄国其实还没有真正崛起，联合法、俄，打击德国，这符合英国自17世纪(甚至更早)就形成的外交传统，英国于是放弃“光荣孤立”，而回归到它更为深远的外交规范中去，那就是联合其他列强、打击第二强国。为解释英国的反德结盟以及英国在一战中的立场，一般英国书籍会说德意志帝国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英国的选择，而战争消灭了这个制度。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它似乎忘记了：沙皇俄国才是那个时代欧洲最专制的政治实体，而为了与俄国结盟，英国做出了重大让步。 19世纪的英国强大必须依赖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换句话说，英国强大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它必须依靠外部的资源来支撑自己的强大。因此，一旦其他国家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轨道，它的脆弱性就更加明显，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再将国家关系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而是全力保护帝国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孤立主义或光荣孤立就是在英国单独强大时试图控制欧洲局势的一种明智手段，一旦英国失掉最强力量，即其他大国赶超上来，结盟外交就是惟一选择。战争对英国不利，即便与日本、法国和俄国签订了结盟协定，英国还是极力否认这是结盟的举动，在协定文字上非常谨慎，生怕因此给自己带来麻烦，即使结盟有助于欧洲均势的时候，孤立主义思想依然存在。 英国的地理环境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海峡是保护英国安全的屏障，不是孤立英国的障碍。保证本土安全和经济利益是19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欧洲大陆既是英国本土安全的最大威胁，也是英国最大海外市场之一。由此决定了英国对欧关系的双重性：可以脱身在外，不必卷入欧洲大陆的纷争；但不能无视欧洲大陆变动可能对英国本土或殖民地产生的消极影响。而且，英国的欧洲政策与全球政策是交织在一起的，面对大国主宰并瓜分世界的现实，英国即使仅仅想保住既得利益，也必须根据世界格局变化而调整对外政策。 19世纪的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是：英帝国是重中之重，保持强大的海军力量，维护欧洲均势。为了保证自身的既得利益，英国所有的首相和外交大臣都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和平；如果外界变化触动了英国的核心利益，它也不会无动于衷。可以说，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没有改变。孤立主义是英国外交传统，只要不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英国就努力置身于局外，19世纪英国外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