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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改造 古典时代的提秀斯形象并非其原始形象。提秀斯形象之所以具有宣传、美化、合法化民主政治的功用，固然在于提秀斯是早期雅典“历史”中最为显著的人物，更在于他所具备的优良品行和英雄业绩。然而，提秀斯的优良品行与英雄行为并未存在于其原始形象中，而是由后人不断改造而成。不同时代的雅典人，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对提秀斯进行了不同角度和侧重的刻画。“神话人物忒修斯(即提秀斯——引者注)是时代需要的产物，是雅典国家和政治家们塑造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政治和社会样板。”⑤从原始形象到古典形象，提秀斯形象的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阿盖德评论说：“提秀斯随着雅典城的成长而成长。”⑥既然要考察古典时代提秀斯崇拜的内涵，就有必要先梳理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改造。 在古典作家改造之前，提秀斯在文献资料中出现较少且形象单一，是一个孔武有力且情感经历丰富的国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只有三处提及提秀斯，都是关于他的光辉出身以及个人情感⑦。赫西阿德在作品中也提到了提秀斯，描述的是他作战英勇及个人情感⑧。在抒情诗人和散文家的笔下，提秀斯的形象虽逐渐丰满，但主题依然是有关神圣出身、早年英勇经历及情感事务⑨。 提秀斯在古典时代之前未受重视的原因不难理解。早期希腊作家所以轻视提秀斯，或许在于雅典当时并不是很重要的城邦。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荷马史诗虽只有三处提及提秀斯，也并非不存在问题。他指出，《奥德赛》第11卷第631行“  ”[(我本可见到我想见面的古代英雄)，有提秀斯和佩里托奥斯，神明们的光辉儿子……]为庇西特拉图所加。同样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庇西特拉图对赫西阿德作品中的提秀斯形象也进行了修改，他删除了赫西阿德指责提秀斯始乱终弃，抛弃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诗句⑩。提秀斯形象在抒情诗人和散文家笔下的兴盛，与阿尔克迈翁家族、庇西特拉图、客蒙等贵族、僭主、政治领袖的推动有关(11)。古典时代以来，提秀斯形象出现了较大变化。虽然依旧孔武有力且情史丰富，但提秀斯与城邦命运的结合逐渐成为中心。这表现在提秀斯被改造为阿提卡的统一者、法律和城邦的保卫者、奴隶和穷人的庇护者、为正义代表城邦而战的军事统帅。下文将就几位主要作家逐一论述。 首先要提到的是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秀斯只出现过一次，其行为是抢夺少女时代的海伦(12)。希罗多德为什么轻忽提秀斯?学界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一，提秀斯是一个阿提卡本地英雄，因此来自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对其兴趣不大；其二，提秀斯与《历史》的主题即希波战争关系不大；其三，希罗多德没有最终完成《历史》，尚未顾及提秀斯；等等(13)。 上述解释是否充分很难证明。唯一能确定的是，希罗多德无意发展提秀斯的新形象。他对提秀斯的忽略，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提秀斯形象演变的不认可。《历史》的核心是希波对抗，若无特别指出，大王(The King)一词专指波斯国王，因而与波斯人的对抗可以具象化为与大王的专制对抗。尽管《历史》中不乏对国王善行的描述(14)，但不可否认大王与希腊依然是冲突的两极。因此，希罗多德或许不愿将希腊，尤其是代表民主的雅典与英雄国王提秀斯联系起来，影响《历史》的冲突效果。 修昔底德笔下的提秀斯较之以往有了较大变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秀斯成了阿提卡的统一者。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提秀斯时代以前，阿提卡人住在“独立的村镇中，各有各的市政厅和政府”。提秀斯做国王的时候表现得“既明智又强大”，他取消各村镇的议事会和政府，使雅典成为唯一的政治中心。“直到今天，雅典人为了纪念雅典娜女神而举行雅典统一节，就是由提秀斯开始的。”(15) 这显然是修昔底德的创造。首先，修昔底德的相关记载，是提秀斯首次以统一者的形象出现在文献中。正如波尔所分析的，因为提秀斯的父亲埃勾斯已经是雅典国王，所以提秀斯不可能是雅典的创建者，而为了将提秀斯与雅典建城联系起来，雅典人将他视为阿提卡的统一者。这个版本的雅典历史被广泛接受(16)。其次，修昔底德提及提秀斯的时机也值得注意。时值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阶段，面对斯巴达盟军的入侵，伯里克利试图让阿提卡乡民迁移到雅典城内。伯里克利将乡民迁入雅典，与提秀斯统一阿提卡构成了一组对照(17)。考虑到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一贯的褒奖态度，此处提及提秀斯有意无意间似乎都有合法化伯里克利政策的目的，因为阿提卡乡民并不情愿迁入雅典(18)。 较之相对审慎的历史学家，悲剧作家对提秀斯传统的改造更为明显。在悲剧中，提秀斯主要出现于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上演于公元前428年)《乞援女》(Suppliants，上演于公元前424～前416年间)《发疯的赫拉克勒斯》(Madness of Hercules，上演于公元前424～前418年间)以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Oedipus at Colonus，上演于公元前405～前401年间)。在《希波吕托斯》中，提秀斯被刻画为一个陷入命运的悲剧中遭受痛苦的武断固执的国王。其后的三部悲剧中，提秀斯开始重视城邦荣誉，尊重法律和民主，直至发出了伯里克利式的政治论断：“我们的城邦是一个自由的城邦，不是由一个人所统治，每年里人民轮流执政，不给富人偏袒，穷人有同等的权利。”(19)可见，在悲剧诗人笔下，提秀斯增添了民主色彩。 公元前4世纪开始，提秀斯与民主政治的联系被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古代作者们似乎开始在理论上区分提秀斯的统治与传统君主制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在研究中明确指出：“提秀斯的统治已经稍稍偏离了君主制。”(20)伊索克拉底则进一步强调提秀斯与传统上“奴役人民，独享安乐”的统治者不同，他“将危险留给了自己，将利益赋予民众”，他的统治是“如此的公正美好，以至于今日我们仍旧缅怀他的仁慈”(21)。伊索克拉底不仅丰富了提秀斯统治的细节，而且强调了“今日”民众对提秀斯仁慈的缅怀，反映出作者自身丰富提秀斯形象的现实考量。 提秀斯形象在古典作家笔下的变迁，不仅包含随历史发展而发展的客观层面(22)，还包含古典作家主动“过滤”(sanitized)的主观层面(23)。雅典人对提秀斯进行的“过滤”，也表现在旧喜剧中。喜剧作家通常将政治领袖戏拟为某个神话人物，通过对神话人物的戏谑发泄对政治领袖的不满。如伯里克利就被比作阿伽门农、奥利匹斯山上的国王、庇西特拉图，甚至宙斯(24)，但唯独没有被称之为“提秀斯”(25)。因此，提秀斯形象经历了一个被古典作家不断完善的过程，伴随的是提秀斯形象与现实政治关联的逐渐加强。进入到公元前430年代以后，提秀斯的早年经历与情感事务不再是提秀斯传奇的主要内容，与城邦的联系，与雅典民主政治的联系逐渐成为主旨。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改造，既是提秀斯崇拜在古典时代发展的结果，本身也构成了提秀斯崇拜的重要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