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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 一般认为，改造神话人物形象的动因是现实需要。证之于提秀斯，古典作家所以改造其形象，也是为了现实需要。尤其是在政治宣传方面，通常认为提秀斯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26)。然而，在为现实服务层面上，提秀斯形象的作用，是否仅仅在于宣传、美化、合法化民主政治?是否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解答这些问题，需要首先分析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 鉴于陶瓶画、神庙、建筑等考古材料分布时间较广且缺乏具体语境，而提秀斯与民主政治的直接关联大致发生于公元前430年代的悲剧作品之中，因而这个时期的悲剧作品是较好的分析对象。同时，由于古希腊悲剧与政治联系素来密切，有着很强的现实关怀(27)，因而考察悲剧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能在较广层面上反映提秀斯形象在现实中的运用。其中，欧里庇得斯的《乞援女》尤为重要，这不仅因为提秀斯的民主形象在本剧中最为典型，常常被用作提秀斯民主性的论据，更因为该剧的剧情主旨围绕提秀斯展开，因而其形象较为丰满和全面。下文将以《乞援女》为中心，以欧里庇得斯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为例，分析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 在该剧中，底比斯使者首先发起对民主政治的诘难。在得知雅典是由民众而非僭主统治之时，底比斯使者指出了民主政治的缺点，称民主政治中充满了“哄骗民众、诽谤政敌的政客，愚笨且无闲暇的农民”(410～425)(28)，“短视、自私的选民”(481～485)。 关于这一诘难，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底比斯使者与提秀斯关于制度的辩论与悲剧情节的发展并无太大关系。使者的使命是劝诫提秀斯不要帮助阿尔戈斯人，对雅典城邦的攻击非但与其使命无关，更有碍于其任务的完成。为了掩盖这一与中心无关的辩论，欧里庇得斯让提秀斯将原因归为底比斯使者话多(457～462)。其二，底比斯使者对雅典政体十分陌生，他对雅典民主的洞见不可能那么深刻。底比斯使者所指出的民主政治的问题，是雅典民主实践中存在的切实困境(29)。这种洞察显然不会来自“第一句话就说错”的底比斯使者(403)，因为他对雅典政体简直一无所知(399)。因此，可以认为这一制度辩论是欧里庇得斯刻意为之。通过戏剧角色阐述对雅典政治现状的不满，是戏剧作家惯用手法之一。阿里斯托芬就曾言道：“诸位观众，请原谅，我，一个穷鬼，写喜剧，想对雅典人谈论国家大事。因为喜剧也懂得正义。我的话会骇人听闻，但却正当。”(30) 在回应底比斯使者时，提秀斯并没有正面解答这些指责。他指出了僭主政治的缺点以衬托民主政治的优点：在僭主城邦中“没有公共的法律”，而民主城邦中因为有了成文的法律，“穷人和富人便有了同等的权利”；僭主城邦“杀害有头脑的优秀人物”，而民主城邦“喜欢年轻人”(428～456)。对于使者或者说欧里庇得斯本人所指出来的民主制度的缺点，提秀斯，或者说欧里庇得斯并没有直接回答。 尽管缺少言语上的正面回应，欧里庇得斯却没有忽略这些问题。提秀斯在剧中的行动实际上解答了这些诘难。提秀斯无须哄骗民众、诽谤政敌，自己便可进行高效的决策：决定是否援助阿尔戈斯人的并非公民大会，而是提秀斯与他的母亲；乞援的阿尔戈斯人首先寻找的并不是雅典的公民大会，而是提秀斯的母亲埃特拉，求她“劝说你的儿子”(60)；在听过阿德拉斯托斯的乞援理由后，提秀斯未经公民大会允许，就决定让前者“好好地走开”(248～290)；埃特拉在劝服提秀斯时，用的两条理由分别是“神的惩罚”和提秀斯“个人的荣誉”(302～320)；当提秀斯决定去底比斯时，他决定咨询雅典民众的意见，但显然他并不是去提请公民大会表决，他告诉他的母亲“只要我想去，他们就会赞成”(350)。 基于此，斯特劳斯称提秀斯的民主更像一种施舍，民主政治从属于提秀斯的个人意志(31)。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提秀斯尽管做出了自己的决断，但是决策过程依然受到雅典民众的制约：如在一开始拒绝阿德拉斯托斯的请求时，提秀斯考虑的是“没有理由向我的同胞解释”(248～290)；在决定帮助阿尔戈斯人后，提秀斯决定告诉公民大会，因为“申诉了理由，我就能得到人民更大的支持”(351～352)；在派遣使者前往底比斯时，提秀斯告诉使者倘若底比斯拒绝归还尸体，那么就“等着我持盾的军队”，之后，特别强调了城邦的支持，“获悉我的愿望后城邦也高兴，自愿地接受了这一任务”(380～395)。 可见，在决定援助阿尔戈斯人的决策过程中，欧里庇得斯同时强调了王权与民主的作用。他一方面通过提秀斯的强力国王身份，解决了民主政治的弊病；另一方面又通过公民大会的约束，解决了僭主政治的弊病。作为高效且正义的统治者，提秀斯不哄骗民众，也无须诽谤政敌，民众也将不会受到哄骗，导致在仓促之下做出错误决定，这显然回应了底比斯使者的诘难。同时，为了取得人民的拥护(351～392、380～395)(32)，提秀斯敬畏神灵(210～230、591～598、1227～1230)(33)，注重礼法(310～312、525～526、670～672)，尊重女性(941～950)，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同样得到了保障。 在剧情的后续发展中，王权与民主相得益彰，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民主城邦——雅典的“同情不幸”与英雄国王——提秀斯的“年轻勇敢”并列起来，成为了乞援的阿尔戈斯国王阿德拉斯托斯选择求助于雅典人的原因。其中，阿德拉斯托斯尤其强调了后者的重要性，“许多城邦就因为缺少这样的人统领军队而灭亡了”(190～192)。征战底比斯胜利的荣誉，同样既属于民主城邦——“给城邦带来了美名”，也属于作为统帅的将领——(给他们带来了)“加倍的荣誉”。最后，歌队的宣誓对象也同时包括代表民主的城邦与代表王权的提秀斯——“提秀斯”和“他的城邦”(1232～1234)。 总之，欧里庇得斯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实际上是用王权作为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一种途径。也就是说，悲剧诗人首先在现实中感觉到了民主制度的某些困境抑或弊病，然后通过提秀斯这个角色的王权属性在悲剧中尝试解答这些弊病。赋予提秀斯以民主属性，不仅使其王权属性能在雅典城邦框架之下运行，也反映了悲剧作家将王权和民主政治协调的构想。提秀斯在雅典传统中的地位，提秀斯形象在既往阶段的发展，使其成为民主政治困境下最为理想的选择。因此，古典作家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不仅在于宣传、美化、合法化民主政治，还在于用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尝试和构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