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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秀斯崇拜的历史语境 鉴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以及提秀斯的特殊地位，有学者认为用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解决民主困境只是个例。波尔评论道：“在希腊历史写作的进程中，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某一时刻都思考过一个问题，即从概念上讲不能作为政治幸事的王制，何以在提秀斯的身上变成了一件幸事。”(34)确实，在那个时代，被指责为“僭主”甚至可以危及一个政治家的政治生涯：虽然承认阿克比阿德斯在作战方面功绩显赫，但民众仍力图把战事移交给其他人，修昔底德认为原因是“民众认为他的目的是想做僭主”(35)。至少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之所以在公元前415年将阿克比阿德斯从西西里召回，是怀疑他想成为僭主(36)。提秀斯身上有太多的特殊性，这似乎意味着用王权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是只能发生在提秀斯身上的个例。 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更深入的研究表明，欧里庇得斯对提秀斯形象的使用，在公元前430年代之后的作家中并非个例。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因为“是他领导民众，而不是民众领导他”。伯里克利由于“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敢于对公民“提出相反的意见，甚至向他们发怒”。在城邦过分得意时，伯里克利会提醒他们的危险；而当城邦丧失勇气时，伯里克利会恢复他们的信心。正是在此意义上，修昔底德称：“雅典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制，但权力实际上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同时，伯里克利又严格遵守法律，并未完全脱离公民大会的控制(37)。修昔底德对伯里克利的描绘，显然与欧里庇得斯对提秀斯的描绘有相似之处。他们有优秀的个人品行，极强的决策能力，但又在城邦的约束之下行事。这种描述还使我们想到色诺芬——尽管他的写作晚于我们主要关注的时间点——在他笔下，斯巴达的阿格西劳斯与城邦间的关系，似乎也与提秀斯或伯里克利与雅典之间的关系存在相似之处(38)。 由此可见，用王权解决民主困境，并非提秀斯形象的专利。无论是修昔底德，还是色诺芬，无论是伯里克利所代表的“第一公民”，还是阿格西劳斯所代表的强力国王，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欧里庇得斯的提秀斯存在某种共性。这种共性塑造了一个既在城邦政体之下，又在城邦政体之上的个人领袖，这实际上反映的就是通过王权与民主结合，来解决城邦现实困境的尝试(39)。无疑，在这种尝试之中，雅典人王权观念的转变是前提条件。 公元前430年代以后，雅典人的王权观念何以发生转变?通过分析相关史料，其原因或可归为两点：首先，就雅典城邦而言，民主政治遭遇困境，探索其他政体成为必要；其次，就国际形势而言，雅典困境可以归为两个层面：在城邦内部，伯里克利之后，平民与领袖之间的关系随着战局的发展而恶化。 雅典城邦政治运作效率低下，多种政治弊端激化。即使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等古代作者对伯里克利 及其继任者的区分受到学界质疑，也不可否认城邦内部政治环境的恶化导致了民主困境的第二个层 面即城邦的外部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雅典民主政治的外部困境既是内部困境的后果，又是内部困 境的表现。因而对民主困境外部表现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雅典城邦的外部困境，主要是对盟邦的控制出现了危机。盟邦的叛离或独立，不仅影响了雅典的 贡金收入，使它陷入财政危机，而且使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兵力分散，左支右绌。列斯波斯岛 的米提列涅人、开俄斯人、爱里特莱人相继叛离雅典。其中公元前428年列斯波斯岛的米提列涅人暴 动最具代表性。是时，雅典遭遇瘟疫以及伯罗奔尼撒人的入侵，米提列涅决定发起暴动。暴动选择在 这个时机，实际上有趁雅典之危之嫌，但选择暴动也实乃米提列涅人的无奈之举。他们一方面不想再 遭受“雅典人的奴役”，另一方面也不想“再继续费尽心机地去讨好法庭上的平民和领袖”(39)。值得注意的是，米提列涅人为了争取斯巴达人的帮助，指出雅典人存在的薄弱之处，其一是民穷财尽，其二是兵力分散(40)。以此为例分析，雅典城邦内外两方面的困境相互影响，恶性循环，互为因果。雅典内部 政治环境是促使米提列涅人反叛的原因之一；米提列涅人的反叛，又加剧了雅典内部环境的恶化。这 种情况下，伯里克利的“才能”以及他所实施的“温和的、稳健的政策”(41)，被以客观著称的修昔底德所 怀念就较为合理了。 其二，王权观念改变的可能性，在于雅典与波斯等王权国家、城邦的接触增多。寻求结盟以对抗 斯巴达，是雅典与王权国家接触的重要原因。雅典与波斯的关系可谓典型。希波战争以来，波斯是雅 典名副其实的“他者”。对于雅典人而言，波斯意味着完全的对立：雅典是民主，波斯是专制；雅典是自 由，波斯则是奴役；雅典是解放者，波斯则是入侵者(42)。究其根源，是雅典“身为希腊典范”的民主制度 与波斯“大王统治”的君主制度之间的对立。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后，当自由的希腊人之间的对抗 逐渐占据雅典人的中心位置之时，雅典与波斯的对抗逐渐居于次要的位置。波斯国王逐渐演变为决 定伯罗奔尼撒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在波斯之外，马其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雅 典与马其顿的频繁接触同样值得注意(43)。 在与王权国家或城邦接触的过程中，雅典人的政治观念难免受到影响。主要表现在，想要取得与 这些国家或城邦尤其是波斯人的联盟，雅典就必须“有一个更为明智的政体，让少数人执掌政权”，以 便“赢得波斯国王的信任”。修昔底德记载的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公元前411年，为了更有希望得到波 斯人的援助，雅典甚至废除了民主制度，用寡头制取而代之。一开始提出上述建议的皮山德在公民大 会上遭遇了“反对和唾骂声”，尤其是阿克比阿德斯的政敌，认为此举的目的是召回阿克比阿德斯，因 而非常愤慨。但随后，当皮山德“分别把每一位反对者拉到旁边”进行质问时，他们就“举行会议，做出 让步”(44)。这个细节表明，处于公民大会的个人与单独的个人在进行决策时可能存在不同。作为个体 的公民，似乎对于改变民主政体并无太大反感。事态的后续发展更证明了这一点，当公民大会做出改 变政体的决议时，持反对意见的公民业已被说服(45)。尽管此次取代民主制的是寡头制，但其重要性在 于松动了雅典人不可触碰的民主观念，反映出民主之外的政治观念在雅典成为可能。正如戴维·布 劳恩德所评价的，“公元前411年对类寡头政体的接受，为君主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利好”(46)。 总之，雅典人王权观念变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陷入了重重困境，曾经 让雅典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在这些困境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困境，雅典在政治实 践中进行了多方位的尝试。在理论层面，古代作家不仅注意到了民主制度的诸多缺点，而且开始寻求 替代方案的种种探索。这时候，与王权国家结盟的需要，加之合法化雅典帝国统治、个人领袖统治的需要，使得本来就在不远处的王权观念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正如斯塔尔所指出的，当贵族和平民间的平衡不再存在时，“僭主和其他个人领袖将在希腊历史进程中再现”(47)。 综上所述，古典作家对提秀斯的刻画代表着用王权解决民主困境的尝试，其呈现的表象是崇拜提 秀斯，赋予其民主化特征，但深层含义却是对雅典政治的深刻洞见和探索。思索王权，将其作为一种 解决民主困境的途径，并不仅限于《乞援女》一剧，也不限于欧里庇得斯一人，而是公元前430年代前 后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伴随着雅典乃至希腊城邦的危机延续到了下个世纪，即使在民主信仰重塑之后也没有停歇。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雅典乃至整个希腊都陷入不断的战乱之中，系统的王权思想在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论著中逐渐成熟。是故，古典时代的提秀斯崇拜，不仅在于宣传、美化、合法化雅典民主政治，更在于将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作为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一条路径。提秀斯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愈加紧密，雅典的艺术、建筑见证并且表现了这一趋势，以致鲍萨尼亚发出了本文开篇时的感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晏绍祥教授、金寿福教授、李永斌副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褚新国副教授，为本文 写作提供了许多帮助和建议，特此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