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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历史另一个侧面的威廉·鲍斯曼 在西方史学传统里，用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一种常态。1860年瑞士文化学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②，即因袭了这种传统，认为文艺复兴运动缔造了一批具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新人，因此文艺复兴就是欧洲近代社会的开端，意大利则是这个社会的第一个产儿。 布克哈特的这一看法引起了学术界的百年争论，却激发了一批现代学者的灵感，他们把布克哈特的观点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端。在当代，这表现为三种趋势：一是强调文艺复兴就是自由解放；二是强调文艺复兴就是近代社会开端，象征性的做法之一就是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杂志》停刊，该杂志后来复刊时，刊名已经被改成了《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研究杂志》；三是强调“世界的一体化”，认为这种趋势似乎也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面对诸多背离历史真实的乐观情绪，美国历史学家鲍斯曼却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事实上，文艺复兴杂志被改名，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在萎缩，在一些学校里，延续多年的文艺复兴史的课程被取消(不再聘用专职教师讲授这门课程)。1998年，鲍斯曼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黯然失色了的文艺复兴》，叹息道：“我很怀疑有些人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进入了‘后现代’，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③ 鲍斯曼是当代研究文艺复兴史最著名的学者，自1957年起就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历史系任教，担任过该校的副校长和教务长，并曾在1978年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他看来，一味强调文艺复兴的“现代性”是有悖于历史真实的。事实上，还有它的另外一个侧面，它是正反两面的合体，有光明就有黑暗，最后这个运动走向衰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艺复兴的历史真实，鲍斯曼出版了一部名为《文艺复兴的秋天》(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④的作品。书名非常引人入胜地用了waning一词，可以译作衰落，也能够译作秋天。这里采用“秋天”说，是因为2005年该书的德文版书名为《Der Herbst der Renaissance》，“Herbst”的直译就是秋天。秋天里庄稼干枯，却又结出果实，隐含着生命之旅的归宿。鲍斯曼的原意大概是：文艺复兴运动是由“解放”和“秩序”互为表里的，在“自由解放”的引领下，会出现“自我的解放”“知识的解放”“时间的解放”“空间的解放”“政治的解放”“宗教的解放”。但是，发展到了16世纪中叶，这种把文化从中世纪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却遭遇了严重威胁，人们开始寻找稳定之道。于是，“秩序”盖过了“自由”，“文化秩序”“自我秩序”“社会和政府的秩序”“宗教秩序”“艺术秩序”纷纷而至，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春去秋来”，从繁荣走向秋景。 据鲍斯曼分析，文艺复兴运动在开始时，快乐的人们好像是沉浸在一种追寻解放的热烈情绪中：自由和解放的主题，预示着从中世纪走出来的土地上将会开满不同的花朵，如自我的解放(身体和精神的自由)、时间的解放(超越圣经的俗世时间观)、空间的解放(哥白尼学说和地理大发现)、政治的解放(马基雅维里把政治学从伦理学中解放出来)、知识的解放(寻找新的哲学)、宗教的解放(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理念和宗教宽容)。经此解放，在中世纪受过重创的心灵在春天的阳光下挣扎起来飞向光明。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解放和自由的推进，一种黑色的焦虑开始在同一批人(蒙田、伽利略、笛卡尔、塔索、莎士比亚等)身上蔓延，这不仅是外在的疾病、艰难、战争和教派分裂所带来的压迫所致，也是各种“解放”带来了问题，需要付出代价。不确定感在蔓延，在含有多种繁华的场面上出现了叹息，透出种种出人意料的哀伤。此后，原有传统在其中复活了，各种巨大的变故袭来，自中世纪以来就虚弱不堪的躯体难以承受。在各种危机如战争、物价、秩序紊乱的冲击下，纯洁的英雄交响曲开始与坚硬的现实碰撞。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加尔，他用蜡把翅翼胶住在身上，从克里特岛上逃出，飞近太阳，蜡却为日光而熔，以致堕海而亡。 危机和焦虑似乎代表了人们往往忽略的另一面，它不是光明，而是影子，是黑暗。即便是在文艺复兴的最为鼎盛时期，这种两面神是始终存在的。人们寻找自由也寻找秩序，但是当秩序铺天盖地弥漫过来时，确定性就在创造性边上滑来滑去，而理性也就代替了灵感。在此狂风暴雨之的呼啸中，盖世豪雄的结局似乎可以预料：秩序修成了正果，而文艺复兴也就进入了秋天。唯美的情绪，没有了，爆裂与激烈的情愫，没有了。但力的秩序、力的欢乐仍在。人的精神和人的意识也丝毫未减，而新时代的初生的秩序的婴儿，尽管更加奇特，却也更加踏实。鲍斯曼发现了文艺复兴结构演变：先是青春期的诗的热情，然后是比较成熟的、饱受危机折磨的焦虑，最后是完整的、精美的制度。作者认为：这种自由与秩序的交替色彩和最不可思议的共存方式，或许就是揭开文艺复兴优雅之门的钥匙。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双轨、甚至多轨的通道中运行的，其中各种相应的因子(如光明与影子)、对立的因素(如自由与秩序)共生互动。这种构造表现出了文艺复兴的全部魅力，也形成了它的宿命：由夏入秋，走向秩序。不过，即便是真的到了秋天，鲍斯曼也从未认为这是终结。他从未曾想放弃文艺复兴一词，他并没有改用另一种符号，来为秋天中的文艺复兴画出别一种图像。 鲍斯曼此书出版于2000年，但他对历史发展的“另一个侧面”的思考却由来已久。1988年，他出版了《加尔文：一幅16世纪的肖像》⑤，认为一向被人认为是一个苛刻的法律学家的加尔文，其实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这部作品诉诸历史学界的不仅仅是刻画出了两个加尔文，它还协调了两场运动——遭到启蒙时代思想家赞扬的文艺复兴和遭到他们鄙视的宗教改革运动。自启蒙时代起，传统史学就倾向于赞美文艺复兴而贬低宗教改革，因为后者给世界带来了紊乱。鲍斯曼以善于寻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思议的现象著称，从而能够准确地找到“另外的一个侧面”，哪怕那是一种与光明对应的黑暗，或者相反，是一种与极端情绪相对应的人文色彩。为了捍卫光明，鲍斯曼不能不接受如此庄严的任务，这种任务往往被传统的历史学家忽略，是从他自己对文艺复兴毕生观察中得来的。这种带有自我牺牲和痛苦的气息，常人无法想象的对哀伤的研究，往往都因为对于人类光明事物的崇高的爱而被勇敢的学者承担了起来。 从技巧的观点看，鲍斯曼对危机和黑暗的研究丝毫也没有降低质量，反而变得愈来愈具有意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崇高举止，在鲍斯曼的作品中处处留下印痕。如同一切真正的大家，鲍斯曼敏锐于对世人的哪怕最为轻微的关怀，敏锐于揭示一切可能会到来的危机。对人类危机的挂虑，使他摈弃了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客观阐述，反而以一种从容不迫、彬彬有礼的态度来论述文明和文明的践踏者。这种对文明危机的揭示，旨在告诫人类从未想到过的危险。即便是像文艺复兴这样的运动，也是一波三折，充满矛盾的。真正的历史学者，应当是能够揭示出历史正反两面的人，而不是那种仅夸张光明面，却把其他历史真相遮掩起来的作伪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