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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否定“文化两元论”的斯克里布纳 在文化史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非常流行，那就是把文化区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前者是身居高位的、受过良好教育之人的文化，后者是未受过教育的民众文化，两者之间势不两立。斯克里布纳对这种“两分法”非常反感，通过对中世纪晚期文化的研究，他发现上述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这两种文化既独立存在又互相影响，有时甚至能够相互置换。布道者在进行布道或在举行宗教弥撒的时候，无疑采用的是精英文化或官方仪式；然而在谈到奇迹的时候，也会穿插许多听众们熟悉的故事，那时出现的就是大众文化。在新教宣传画里，大众文化被应用得很广泛，充满着大众的语言和民间的信仰。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两分法”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既不适用于前工业社会，也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工业革命把人的阶级明确化了：人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文化也被区分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斯克里布纳通过实证调查后，指出了文化的历时性：工业革命后形成的观念并不能随意套用在中世纪和前工业社会中。在此之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一起流行、互相渗透的，并非全靠文字的形式传播。在16世纪，“假设当时任何社会阶层的人通过印刷的词语获得他们的知识，如学者们认为他们自己的信息是这样获得的，男女读者也是这样通过印刷材料得到信息的，这几乎是一种神话。很明显，研究人员在谈论表格时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得到的是捆绑在一起的一团信息，其中每个都有它自己的特性和研究的问题。”⑨ 斯克里布纳(R.W.Scribner)是当代著名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他生于1941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第四年；死于1998年，正是新实证历史学全盛的时候。2001年，美国历史学家布雷迪(Thomas A.Brady,Jr.)在《罗伯特·斯克里布纳：一位研究德国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中这么写道： 罗伯特·W.斯克里布纳1941年生于澳大利亚的悉尼，1998年1月29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灵顿(Arlington)逝世。他主要研究的是德国的新教宗教改革。在这个领域里，很多情况都表明，斯克里布纳是一个反叛者。他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不断地将智力和学术技艺投入于反对长久以来形成的假设和方法之中。他通常这样做，然而，他所要反对的是结论而不是假设，总是提出一种替代的方法和密切相关的史料，自然，还有另外一种结论。他鲜明的目标是很容易被发现的，这在他的许多研究中都被明确指出。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却只有在历史编纂的上下文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⑩ 他的交游，除布雷迪外，还有英国历史学家汤姆·斯科特(Tom Scott)，后者曾经和他一起翻译、出版过《德国农民战争史料集》。斯克里布纳曾在悉尼大学就读，又去了德国埃尔福特进行研究，后来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长期在剑桥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不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去了哈佛，很快为哈佛大学赢得了国际声誉，他最后是死在哈佛大学的教授任上。 斯克里布纳是一位很难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特别广泛，他的学术见解又特别睿智尖锐。这是一位引起大家惊叹的学者，平静的学海因为他而卷起波澜，僵死的规范因为他而另辟蹊径。尽管他已经逝去，他的一切却仍然可感、可视，可听，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触摸的东西。年轻的学者步他后尘，要在他所开辟的领域里耗尽心血拼搏一番；年长的学者在掂量和感受，回味着他的那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和风格，感受其带来的火热的情绪和精神价值。时至今日，喜欢他的或者是不喜欢他的人都被他唤起，竭力要去习惯、去理解他的新式思维模式或者批判方法。简言之，斯克里布纳是无法被取代的，他的作品经常展现新灵感、新的美和新的学科连结。当然，不愿墨守陈规的创新型历史学家更离不开他，因为他的作品往往触及到了他们的最脆弱的心弦，激励或者说是激怒了他们去进行顽强拼搏。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成就斐然。倘若一位历史工作者能够在某个领域中有所发现，那就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斯克瑞布尼却不止此：他不仅拥有众多重要发现，还提出了新的文化理论，还是许多新兴研究学科的奠基者。粗略统计一下，他涉猎的领域包括了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语言学、民俗学、图像学、庆典和仪式研究，况且这些领域还都彼此不能分开，互为表里，这一个就是另一个发出来的光。斯克里布纳于是成了这部由众多学科组成的交响乐的总指挥，情不自禁地在那里歌唱。这是一个能够把领域当成乐器来演奏的人，他善于寻找到最符合自己感情的形式和音符，于是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交响旋律。 斯克里布纳没有多少大师们通常所拥有的那种鸿篇巨著，他更像是一个投掷手，冷不防地投掷出一篇篇论文，以为这是最符合时代需要及最适合表现自己情感的方式。斯克里布纳的文章极具震撼力，例如他撰写的《是否存在关于宗教改革的社会史？》和《有可能存在大众文化历史学吗？》，就很具有纲领性，不尚空谈，却以诊断式的口吻谈及概念、主题，探讨问题所在和解决之道。他的文章的重要程度让他马上在学术界广阔领域内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他不停地发表论文，观点新颖、尖锐，让人震撼。有时，一篇文章就能够奠定一个新的学科。他以这种战士的风格冲锋陷阵，当论文积累多了的时候，有时他也愿意结集出版，而这就是他的专著了。 不过，这位精力非凡的学者却有一以贯之的方面，那就是治学严谨、新颖、全面和细致。从新颖的角度看，关注新的学科增长点是富有敏感性的历史学家的基本学养，斯克里布纳对此乐此不疲。1986年他特地编写了一本介绍学术研究动态的小册子《德国宗教改革》，旨在拓宽宗教改革史的研究领域。在导言中他这么说：“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德国宗教改革的最近研究动态。仅十年来的研究，显示了宗教改革的研究已经离开了狭隘的、告解式‘宗教史’，而开始在更大的背景下探讨宗教改革。人们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如16世纪宗教改革的来源；如它是如何传播和如何被接受的，以及它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这些最近的讨论大多关注改革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条件，尽管人类学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涉猎，在民间信仰或流行文化的标题下。”他敏锐感到这些领域将会有大的发展，但推动其发展的却不是“社会学”或“人类学”，而是优秀、求真的历史学。只有深入的历史学的实证研究，才能让这些领域脱颖而出，成为立得住脚的新的学科增长点。 这种踏实的史家作风使斯克里布纳对一些宏观论断产生怀疑。1962年，著名的德国哥廷根教会历史学家莫勒(Bernd Moeller)出版了《帝国城市和宗教改革》(11)一书，提出参与宗教改革的主体是帝国城市的市民，而接受路德新教的也是帝国城市和自由城市。斯克里布纳于是认真研究了埃尔福特和科隆两个城市，前者的宗教改革运动相当成功，后者却没有接纳新教。他批评莫勒赋予城市社区过高的价值，夸大了城市的宗教功能。他指出，莫勒的最大的问题是：假设城市都是和谐的，以此为基础来论证宗教改革就是大城市的宗教改革。但是，莫勒显然忽略了城市内部的斗争，因为在城市里存在着各种派别，它们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态度是相当不同的。况且除了五六十个大的帝国城市、自由城市外，德国还存在着许多人口仅为2000～5000的乡镇，而那里是否参与宗教改革常常是由贵族决定的。再说，参与宗教改革的并不仅仅是城市市民，还有广大农村的农民。总之，把宗教改革运动视为大城市中的知识精英的运动是狭隘的、很不妥当的，至少不符合史实，经不起历史学的实证检验。1975年，斯克里布纳把这部未曾发表的博士论文以《关于两个城市的研究》为题出版，随即引起了轰动，其时斯克里布纳仅34岁。 之后，斯克里布纳于1981年出版了一部很重要的学术著作，取名为《为了普通人的缘故：德国宗教改革的大众宣传》(12)，明显地表明了重视底层民众的倾向。他用simple这个词来称呼百姓，包含着普通、朴素、纯粹、自然的、平常等诸多含义。在他看来，正是纯朴、自然的人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种纯朴正同自己的治史作风相近。令人遗憾的是，他发现，对人民的伟大作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既不全面又欠深入。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于对民众的研究中去，获得了许多重要发现。 “宁失于繁，毋失于简”，全面掌握史料是斯克里布纳治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如果史料不足就下结论，会以偏概全，甚至掩盖历史真相。他批判莫勒的“没有书本就没有宗教改革”的观点，尖锐地指出：“尽管是有很多人不会读，但人人都会说和看。”斯克里布纳发现：除了文字材料外，新教思想还靠其他途径来传播，如口头传播、戏剧传播和图像传播。他特别留意百姓们用自己很普通的方式创造出非常重大的事件，对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呼吁历史学家要学会聆听普通人说话，“听”于是变得非常重要。现代人注重文字材料，渐渐忘记去聆听前人说过什么话，他们怎样讲话。忽略了听，就忽略了把语言本身当作一种原始材料来应用，就忽略了把声音当作一种史料。这样，斯克里布纳的研究就深入到了历史语言学领域。 “历史研究，无论宏观微观，都应当是具体的。自以为有了好的理论，就无视具体的史实，妄发议论，随意地解释历史，那就无所谓‘宏观’，而是什么也看不到。”(程应镠：《历史的真实与通变》)天下史家皆通。在尽量做到具体、细致方面，斯克里布纳的方法，是很值得借鉴的。例如，对前民主德国历史学家，他告诫他们：不仅要研究农民如何勇敢地反封建，还应当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中去，研究其民间信仰和精神世界；对于农民的圣徒崇拜，他认为要研究其崇拜的实用性：如果为牛犊生病而祈祷圣徒，那么灵则拜，不灵就会把圣徒扔到泥土中再也不加理睬；对于仪式，他认为仪式是一种重复性的社区活动，通过仪式，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通过对仪式的研究，可以找到前近代社会心态的两个特征：圣礼和奇迹。他进一步加以区分：圣礼是一种信仰，神圣的、非物质的世界能够在世俗的、物质的世界之中得到展现。与圣礼有所联系的奇迹则有所不同，它纯粹是世界之内的一种行为，而圣礼却属于外在的世界，尽管这也能够在世俗的世界里得到展现；对于庆典，他发现，文化是通过说话的方式来进行传播的，有时却也靠着举行仪式或庆典来进行传播。民间的庆典并非只在宗教节日时举行，事实上，民间举行庆典的时刻往往与播种和收割的日子有关，反映出根据农时变化来安排生产的特征。正因为斯克里布纳对各种事项的研究都具体细致，故其研究就显得比他人深入得多。具体细致了，才能由表及里，才能见别人之未见。 斯克里布纳的治学看起来平淡无奇，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就以宗教改革宣传图像的研究为例，斯克里布纳提出文字材料、图像材料和口述材料均为原始材料的看法为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生接受，她据此对新教宣传品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比较文字材料和图像材料，她发现两种史料之间存有差异：前者保守，后者激进，有的时候甚至相互矛盾。例如，反对圣徒崇拜的路德却被自己的挚友画成了圣徒，而且路德对此也心知肚明。这个发现纠正了传统研究的两个看法：一是路德为精英文化的代表，缺乏灵活性，不会运用大众文化的手段来为新教作宣传；二是路德的反对圣徒的观点。新的研究发现：路德其实是很具有灵活性的，否则他不会同意挚友把自己画成圣徒的模样。由此可见，只要把研究工作做实、做好、做细、做深入了，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时甚至会形成学术研究新领域。 斯克里布纳的治史之道乃是一种朴学(考证学)，却服膺于一个使命，以更富于时代性的、更为朴素的形式，来揭示社会的变化和民众的作用。他怀着一种令人感动的虔诚精神为此目的服务。他在揭露一切虚假的、不真实的东西方面表现出了稀有的信念、坚强、镇静和不可动摇，对于当今中国的史学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他坚定地致力于雕琢自己的作品直到它臻于完善为止。他有时闲适平淡，有时金刚怒目，“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他当然也知道自己的研究要比信手拈来的立言艰难得多，学术界对他的议论也很不一致。他却是精通史实之人，最深切地在历史中发现了时代的热情、民众的意念、文化的结构。崇高的追求和伟大的使命让他送远了庸俗和肤浅，合乎理性地让他为历史的庄严门第添趣。他留下了一些深刻的、与常套不同的踪迹，足以反映出现代史学的有力和完美。他的每部作品都没有丧失任何严肃性。这不能说是他的桂冠，却恰如其分地道出了这位杰出历史学家的人生轨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