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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近代政治兴起中人民作用的布瑞克 在西方传统史学里，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主要靠的是君主的王朝战争。在市民阶级金钱的支持下，从14至16世纪，君主的力量得以加强，最后打败了地方贵族，制止了地方割据，建立了中央化的统一国家。这种国家拥有主权、官僚机构、常备军、议会、国家税收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国的司法，成为能够代表全体民众的国家，被称为近代民族国家。掌权的国王，被称为新君主或君主立宪制君主。这样的历史阐释，突出的是君主的位置，而人民的作用，却被视为是间接的、非主流的。然而，民族国家建成以后并没有制止君主的权力扩大，他们转变成为专制君主，导致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这样一种解释，这样的一种历史发展方式，被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深深关注。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这位1938年11月26日出生在柏林的人，后来被人熟知的称谓是在瑞士伯尔尼大学任教的“德国历史学家”。布瑞克认为，上述阐释的问题忽略了人民在缔造近代政治中的作用。所谓的社会转型，所谓的近代政治，离开了人民的推动，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以16世纪初期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两场运动而言，正是市民和农民的行动，使德国震撼世界，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意志只是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广袤领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市民阶级与德意志皇帝结盟无望，诸侯称霸一方，地方贵族横行乡里，既算不上是个完全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也算不上是个全国统一、政府机构高度完善了的民族国家。这样，把德国向近代推进的历史任务，几乎完全压在了市民和农民的身上。在布瑞克看来，德国既没有开明君主，也没有市民与君主结盟的繁文缛节，由百姓直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记显得更为清晰、纯粹。百姓们无职无权，也不在帝王贵胄的政府里当官，他们推动历史发展的途径是“自下而上”，而其所用的方式就是“革命”。与英法两国君主和市民结盟、削平地方贵族、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式不同，德意志走的是一条属于自己的“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 然而问题接踵而来：真正采用革命模式的人是谁？是市民抑或农民，还是包括市民、农民在内的“普通人”(百姓)？这些普通人究竟要做什么？他们是要抵制贵族的专横、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利，抑或是要参与政治、建立新的体制，甚至是建立由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共和国？这些问题表明：布瑞克开始关注宗教改革，其后又透过宗教改革关注农民战争，最后又透过农民的村社而关注其更大的诉求。点点滴滴的思考与零零碎碎的史料连成一片，出现了“人民通过革命推动近代政治产生”的诠释模式。布瑞克宣告：在德意志，近代政治是由人民推动和建立的；尽管德意志政治分裂、贵族城堡林立，近代政治仍然是能够从层层岩壁的缝隙中夺路而出，并且闪耀出民众革命的光辉。更有甚者，相信王朝战争可以改变一切的英国和法国，其结果却是君主专制和二次革命(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而被人低估了的德意志百姓革命则有直接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意图。当共和政治在意大利和欧洲城市中隐退时，德意志的城乡却成了共和国的故乡。村社、议会、共和国三连星，不仅折射出了德意志政治发展的轨迹，更是凸显了德意志迈向近代政治的民众特色。这些零碎但深邃的思路，最终在1975年汇集成为一本《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这本书以德文出版，不久，就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布雷迪(Thomas A.Brady,Jr.)教授等人译成英文，1981年在美国出版。2008年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中文版。 布瑞克认为：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英雄，并不是什么舞刀弄剑的帝王将相，而是百姓，一个以农民、矿工、城市平民组成的普通人阶层，他们在特定的时刻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在他们面前分崩离析，一部由社区、议会和共和国三个乐章组成的交响乐在欧洲大陆奏响：欧洲的农民，普通的百姓，只要起来奋斗，始终是有能力、有条件地去建立这样的丰功伟绩，创造出建立现代国家这样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1524～1526年间，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从西面的阿尔萨斯到东边的斯蒂里亚，从南面的蒂罗尔至北部的图林根，遍燃着战争烽火。成千上万的农民、市民、雇工、矿工、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政府的秘书、公务员等联合了起来，他们高举神圣的《福音书》，英勇抗击贵族领主的残暴压迫。当城堡、宫殿、修道院和诸侯住宅被付之一炬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僧俗贵族在农民面前被迫逃亡，帝国统治势力不得不为生死存亡而斗争。不久，当农民们被诸侯的雇佣军打败、屠杀和审判时，农民的一方显得单薄无助。当乡村中的农场、农民的房屋被火焰吞没时，那些关于基督教世界的美好向往，那些对兄弟之爱、友善、平等、正义和公正的追求，那些以《福音书》和基督教神法为指南、要求建立基督教人间天国的政治构思，似乎也与起义者崇高的斗争理想一起烟消云散了。 1525年的伟大运动虽然一直活在世界人民心中，这个运动却没有很好地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起义者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起义者们佩带宝剑，身着盔甲，扛着军旗，敲着军鼓，是一支支颇有军纪的队伍。起义者没有随意抢劫的习惯，目的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劫富济贫。他们的领袖中不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所具有的使命感、道德感和正义性，使他们完全不同于绿林兄弟。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兄弟，肩负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使命。第二种通常的误解是把起义看成一种单纯反对剥削的经济斗争，如认为起义者都是清一色绝对贫困的农民或农奴，这些人没有政治头脑，只是在遭受压迫情况下为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才揭竿而起的。他们没有推翻领主、诸侯封建统治的愿望，整个起义都是一种经济斗争。 正是在这样的一幅扑朔迷离的图像中，布瑞克出版了《1525年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新概念》。布瑞克认为，1525年革命的原因主要是封建经济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封建贵族为补偿他们在14世纪农业危机时受到的损失，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引起农民起义。他指出：“农民为参加政权而发动起义，希望用革命手段来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以此为目的，他们成为现代国家积极建造者。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建设共分三个阶段——社区阶段、议会阶段和共和国阶段。这种发展路线同自上而下的王权发展的路径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布瑞克把农民革命的政治目标解释成了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的斗争、议会斗争和建立共和政治。布瑞克的解释是一种大的综合：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说同德国历史学家弗兰茨和布塞尔隆两人所建立的“政治运动说”的解释相结合，建立了对德国农民战争相当复杂的新解释。布瑞克这样论述1525年革命的目标：“革命的社会目标，消极地说是废除特俗社会群体独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而积极地、用1525年的语言来说是‘公共利益’和实现‘兄弟之爱’。从这些社会目标中产生了革命的政治目标：在小邦中，形成合作性的联邦政府；在大邦中，形成一种建立在领地大会基础上的制度。这两种政治形式的基本原理都完全取自于福音书和公社的选举原则。”⑧ 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布瑞克学派的要点，那就是：“近代政治和社会体制主要是由百姓建立或推动的，因此并不存在脱离了民众需要的现代化。”布瑞克认为，现代化的源头要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社会组织的结构中去寻找。换言之，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因此，农村的现代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不可能脱离农民的需要来谈论现代化的问题。 在农民的需要是什么的问题上，布瑞克认为：农民的需要是同16世纪德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背景相关的。在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农民也不再仅仅是“做工的”，而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觉悟的新阶层，农民要求改革农村的农业秩序。农业秩序一词，首先是从制度层面来说的，它的存在不以单个农民是否改善了其经济地位(如减少租税额度、废除农奴身份)，而是要建立其一种新的机制，用来缓解德国社会变化造成的农民身上的压力。近代早期国家的出现、货币地租的发展，都最大限度地剥削了农民农业劳动的剩余。领主扩大自己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特权，加重赋税(dues)和劳役，并削弱农民的财产权。对农民的剥削从15世纪以来就不断加剧，到1525年时农民的状况更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开始行动起来。布瑞克不同意把农民的行为完全看成是一种对于社会变化的被动应付，而是强调农民具有改革农村经济的主动性，强调农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改革农村秩序的能力。 布瑞克指出，在政治结构的具体问题之外，普通人的要求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要素：在“公共利益”的口号下减轻普通人的经济负担；在“基督教和兄弟之爱”的口号下破除各等级之间的法律和社会的藩篱；在确保没有人为添加物的纯粹福音(通过民众选举教职人员来保障)的原则下谋求社区自治；以及以“神法”为依据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联合体的政治和法律秩序。1525年的空想家试图将这些要素纳入理论上可接受的、有内在连贯性的体系中。 人民的革命既然与建立现代体制紧密相连，那么，没有民众的参与，欧洲的现代化就无法起步。布瑞克区分了古之法(为自己争取权力习惯法)和神之法(即利用不加修饰的“上帝之言”来改变社会制度)，以为前者只是封建社会里农民保卫自己权益的传统运动，后者却旨在建立百姓共和国，即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人间天国”。 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实现自己这些目标的呢？布瑞克认为：实现目标的途径就是通过普通人的大联合、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布瑞克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农民运动“领地城市、帝国城市的平民和矿工都卷入了，那么普通人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泛呢？称这场战争为普通人的革命是否真的更恰当呢？”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全国的范围内来考虑普通人的需要，因为农民和市民是联合在一起的，况且农村的社区组织和城市的社区组织也具有类似性。农民运动和市民运动因此可以放在一起来考察(普通人的大联合)，正是普通人的行动，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尤其是通过社区、议会和共和国三个阶梯，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近代民主政治。 这样，在布瑞克那里，现代化的人民性质(或称共和的性质)就这样被规定了：在他的著作问世前，少数领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用改进社会体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也被当作一种了不起的进步被渲染。与此完全不同，布瑞克的农民学研究学派出告诉人们：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只是指那种由人民直接参与、推动的，根据人民需要来完成的现代化。即使16世纪的德国民众尚未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但他们无疑是建造现代社会体制的先驱，他们的伟大之处，应当为世人所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