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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作家的记载与现代学者的争论 该法是否为克里斯提尼颁布，是雅典历史上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克里斯提尼则以争取大众乐从为目的，创建了另一个新的政制，其中包括陶片放逐法。”④弗劳科吕斯说法类似：“它始于克里斯提尼的立法，当时他瓦解了僭主制，他的意图在于把(僭主的)朋友们也赶出去。”⑤狄奥多鲁斯称，该法是僭主政治被废止后通过的。⑥梵蒂冈所藏的希腊语1144号抄本的记载与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显著不同，那里提到该法由克里斯提尼推翻僭主后颁布，其最初的投票由议事会进行，流放所需要的基准票数为200票，并宣称克里斯提尼本人是第一个被流放者。后来法律修改为由人民直接投票后，基准票数被变成6000票。⑦哈波克拉提翁引用安德罗提翁的说法，似乎认为该法应是公元前488年首次使用前不久通过。“如吕库古在《反莱奥克拉泰斯》中所说，另有一个希帕库斯，此人是卡尔摩斯之子。关于他，安德罗提翁在其著作的第2卷中说，他是僭主庇西特拉图的一个亲属，是第一个被陶片放逐法流放的人。关于陶片放逐的法律，因怀疑庇西特拉图支持者之故，那时首次确立，原因是作为人民领袖和将军，他的统治犹如僭主。”⑧ 除上述记载外，古代还有一个说法，把雅典王提修斯作为陶片放逐法的发明人和第一个牺牲者。据称相关记载来自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提奥弗拉斯图斯。这个说法不值一驳，相关记载最早出现于古典时代晚期的优西比乌斯，后为《苏伊达斯辞典》接受，意在说明凡倾向人民者都没有好下场。⑨梵蒂冈那份希腊语抄本来源可疑，大概属于拜占庭晚期的记载，⑩且相关记载未得到其他古代作家证实，也不曾发现任何相关陶片，因此一般不被学者们采信。但安德罗提翁是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阿提卡史家，为伊索克拉底门徒，其著述为亚里士多德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据称他政治观点保守，其历史叙述多有不准确之处。亚里士多德明显熟悉安德罗提翁的著作，在包括陶片放逐法的起源等问题的细节上，有故意订正安德罗提翁的意思。(11)在陶片放逐法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特别明确地表示它是克里斯提尼的创造，其说法或许另有所本，可惜我们并不清楚他的史料究竟来自何处。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雅典历史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叙述同样受到了公元前5世纪以来寡头派和民主派有关民主政治论战的影响，特别是该世纪末两次寡头政变期间，民主派和寡头派都争相改编雅典历史，把自己的主张附会到早期雅典的事件上。(12)而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的原始文献，包括一些特别重要的政治变革的文件，大多失传。梭伦的法律也许被保存下来了，但其他法律未必。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派与寡头派的论战表明，所谓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政体到底是什么样，当时的雅典人并不特别清楚，因此需要“调查”。(13)调查的结果如何，在公元前4世纪所谓的梭伦民主问题上看得非常清楚。雅典人几乎将过去所有的法律(除那些来历非常明确的外)，都归于这位公元前6世纪初的改革家。准此而论，对亚里士多德和安德罗提翁有关陶片放逐法记载上的差异，我们应当抱着开放的心态，不能因为前者的权威而轻易否定后者。(14) 古代作家的分歧引起了现代学者的争论。大多数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在内，(15)基本追随亚里士多德，并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足以解释该法从颁布到首次使用之间20年的间隔。在西方，第一个为民主政治翻案的格罗特，也是第一位系统分析陶片放逐法的学者。虽然当时《雅典政制》尚未发现，但格罗特凭借他政治家和史学家敏锐的直觉，指出克里斯提尼所以创造陶片放逐法，是希望在雅典民众中创造出“一种罕见而困难、我们姑且称为政体道德的情感，一种对政体极其尊敬的情感，创造一种对那些在这些形式中活动的权威的服从，同时，它与公开发言的习惯……以及公民心中充分的自信相结合，在激烈的党争中，使对手同样能够感受到政体的神圣性……此种政体道德的传播，不仅在任何共同体的多数公民中，而且在整个共同体中，对于一个既自由、又和平的政府来说，是必备条件；因为任何强大且顽固的少数派，虽然自己不足以强大到可以掌权的程度，但有可能让制度无法运转。在政体形式这个关键问题上，只有完全的一致，或者多数派强大到近乎全体一致的程度，即使那些不完全赞同的人也必须尊重这种政体，才能让政治激情不至于造成流血，同时让国家所有权威部门受到人们充分而自如地平和批评”(16)。 对格罗特而言，陶片放逐法的设计，一方面是在雅典民主政治刚刚诞生之际，通过温和而适当的手段，为了将少数顽固的反对派赶出雅典，以保证新生的民主政治在清除反对派后，在接近全体公民意见一致的情况下稳定和发展，并防止少数有野心的人再度成为僭主。另一方面，陶片放逐法又通过相对仁慈的手段，让反对派不至于受到太大伤害，既不会严重影响受害者的家庭和财产，又有严格的程序。而在此前贵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不是人身被消灭，就是财产被没收后被驱逐出境。(17)因此，陶片放逐法通过轻微地处罚罪犯，达到了让共同体安全和稳定的目的。 19世纪末《雅典政制》的发现，似乎完全证明了格罗特的推论。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明确将该法的创造归于克里斯提尼。20世纪以来的希腊史著作，虽然在具体细节的论述上略有区别，但大多遵从格罗特的结论，认同克里斯提尼为陶片放逐法的创造者，并为之寻求各种不同的解释。(18)在诸多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弗斯狄克的解释最有创造性。她认为，古风时代希腊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秩序与流放基本由精英阶层家族之间的冲突决定。但从梭伦开始，雅典民众即非精英的大众逐渐取得了介入政治的权利。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民众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国家权力，“在非精英人士对政治秩序行使控制权的同时，他们也掌控了对流放的决定权。因为非精英人士不仅介入了精英间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且在围困斯巴达人于卫城之后，雅典民众驱逐了伊萨哥拉斯和斯巴达人、召回了克里斯提尼及其他流亡者……通过介入精英间政治，即支持一个派别而流放另一派别，非精英人士对城邦中政治权力的分配行使了控制权。”“陶片放逐制度正应在这样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在为雅典确立民主地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时，克里斯提尼同时创造了陶片放逐制度。此外，通过这一制度，雅典人民同时对流放的决定行使控制权，并重新解释了流放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19) 但是，学界对克里斯提尼是否真正颁布了该法的怀疑也从未平息过。在叙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伯里完全略过了陶片放逐法。在讨论该法首次使用时，他只简单地说：“传统一般把陶片放逐法的设立归于克里斯提尼，但直到马拉松战役结束两年后，这种制度才开始付诸实施。”(20)哈蒙德在介绍克里斯提尼改革部分也略过了陶片放逐法，仅在论及该法第一次使用时写道：“究竟是克里斯提尼在约公元前507年制定了陶片放逐法，还是一位不知名的政治家在公元前488年发明了它，仍弄不清楚。两者之中以后者论据较强，也更适合于它第一次采用时的情况。无论如何，在公元前488/487年采用陶片放逐法的目的和效果是明确无疑的。”(21)希格尼特的论证更加具体：如果该法真是克里斯提尼颁布的，那理当是在公元前508年即他改革时创立，因为克里斯提尼在改革后不久就从雅典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该法第一次使用是公元前488/487年。很难想象一道法令在颁布之后会20年不用，却在突然被发现后连续使用。在详细分析了古代作家的相关记载后，希格尼特指出：“考虑到所有假设——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试图坚持把陶片放逐法归于克里斯提尼——所存在的陷阱，唯一可能的结论，是克里斯提尼并非它的创造者，所以那些将该法归到他名下的古代作家们的说法并无任何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自如地接受安德罗提翁的猜测：这类法律的作者不可能有意让它闲置在那里20年，基于这个理由，它肯定是在首次使用前不久通过的。”(22) 面对怀疑论者的质问，支持者希望为法律通过到首次使用的20年间隔找到合理的解释。默里认为，由于陶片放逐法需要法定的最低6000票，可能公元前488年之前的投票没有达到过法定票数；同时，发起此种投票的政治家必须对自己有足够自信，否则被流放的可能是自己，因此政治家们不敢轻易诉诸陶片放逐法。劳比切克(Antony E.Raubitschek)则认为，即使该法迟至公元前488年才被创造出来，其发明权仍应归于克里斯提尼。他认为，虽然克里斯提尼在主持改革后已经退休，但仍是雅典很有影响的政治家。鉴于改革后僭主家族及其支持者依然活跃，马拉松战役后将军权威日隆，而当年庇西特拉图就是依靠军功起家，进而建立僭主政治的。公元前496年，希帕库斯之当选执政官及其活动，明确昭示了僭主政治的威胁，因此克里斯提尼为对付僭主的支持者，在公元前488年左右提议通过了这个法律。(23) 然而，两人的论证都不是无懈可击。默里观点的最大弱点在于，公元前488年之后的陶片投票，无论投票是否成功，都在考古中有所体现，而在那之前，似乎无相应的陶片发现。事实是到1966年，在陶工区发现的陶片有1.1万多块，上面出现的人名达到一百三十多个。1990年以前发现于雅典广场的1145块用于放逐投票的陶片中，先后出现了五十多个人名。他们中少数是文献中确定被流放过的人物，诸如地米斯托克利等，部分是我们知道的人物，诸如卡利亚斯、阿克比亚德斯等，大多则是在文献记载中没有出现过的相对次要的人物。(24)如果公元前488年之前有类似的投票，理当有相关陶片被发现，但事实是目前好像没有。这样一来，默里所有的论证，缺少考古资料基本的支撑，特别是在资料对公元前488年以后的流放反映相对充分、文献与考古资料大体可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公元前488年以前考古资料的沉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同样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到，公元前488/487年的流放是雅典人第一次实行陶片放逐法，第一个被流放的人是希帕库斯。考古资料的沉默与亚里士多德的论断，足以使我们断定，公元前488年之前，雅典人不曾举行陶片放逐投票。 劳比切克论证的弱点更明显。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克里斯提尼在马拉松战役前后仍然活跃。埃利安(Aelian)在《杂史》中提到，克里斯提尼本人提议通过了陶片放逐法，而他本人成为该法的第一个牺牲者，即在改革后不久他就遭遇政治挫败，并且被流放了。(25)现代学者大多对这个传统持怀疑态度，但基本态度比较一致：克里斯提尼很可能在完成部落改革后不久去世或者失去雅典人支持，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有学者认为，克里斯提尼本人并无任何官职，在完成改革后，他主动辞职或离开雅典了。(26)总之，他的政治影响不太可能一直维持到马拉松战役之后。其次，如果克里斯提尼到公元前488年左右真的仍然活跃，我们很难相信希罗多德和其他古典作家在论及公元前5世纪初年雅典政治活动时会不提及他的活动。事实上不管是希罗多德，还是其他作家，都不曾提及部落改革后克里斯提尼的政治活动。而劳比切克对《雅典政制》第22章开头那句话的解释，也不是无可挑剔。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明显是对克里斯提尼改革进行总结性评价，而非如劳比切克所说，是克里斯提尼新改革措施的引导语。(27)在叙述过克里斯提尼的部落改革后，亚里士多德特意评论说：“由于这些改革，政制就比梭伦政制要民主得多。”(28)他暗示五百人议事会的就职宣誓仪式和十将军的选举，可能不一定是克里斯提尼本人的创制。(29)复次，据称陶片放逐法的目的是为对付僭主家族及其支持者。但我们不应忘记，克里斯提尼曾经在僭主政治下担任过执政官，在部落改革中可能也未触动庇西特拉图家族在马拉松势力的完整(马拉松地区的两个三一区仍相邻)，(30)改革进程中，他可能还授予部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以公民权(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授予公民权的人中，包括那些公民权可疑并在僭主政治垮台后受到审查的人)，甚至为了应对斯巴达的干涉，在逃亡僭主正逗留波斯境内的情况下，克里斯提尼不惜向波斯表示某种程度的臣服，(31)所以如果克里斯提尼是陶片放逐法的提案人，那该法针对的恐怕应当是斯巴达和伊萨哥拉斯的支持者而非僭主。如果该法最初的目标是僭主的支持者，则时间不大可能在公元前507年前后。此外，按照劳比切克的观点，如果克里斯提尼的目标是公元前496年的执政官希帕库斯，似乎也不应该等到将近八年之后，才提出并启动针对僭主家族及其支持者的法律。最后，是克里斯提尼任职的年龄问题。公元前525/524年，克里斯提尼已经出任过执政官，此时他至少已经三十岁，更可能是50岁了；如果公元前488年他仍活着，即使按照最小年龄计算，也快70岁了；如果按照高龄计算，则已经90岁了。以古代希腊人平均40岁左右的寿命，虽然活到70岁的人并不少见，但以希腊人对待老人的态度，要在这个年龄仍在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基本没有可能。(32)基于上述理由，如果真如劳比切克所说，该法在首次使用之前通过，恐怕我们必须切断它与克里斯提尼本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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