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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片放逐法：克里斯提尼精神的遗产 如五百人议事会的创设和将军的设置一样，陶片放逐法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克里斯提尼精神的延续，代表着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民主精神：将雅典政治斗争的最后裁决权授予雅典公民，而且是全体雅典公民。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创立新的部落制度，将新老、城乡公民融合为一个群体，并为他们参与国家管理创造一套完整的制度，将雅典主权直接托付于全体公民，通过他们在公民大会、议事会中的投票，通过对精英阶级内部斗争的裁决，公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取得了在场性；公民在国家中的主权地位，得到了确认。借用安德森的话说： 公元前508/507年前后政治上的关键区别，是非精英阶层公民所做出的贡献。在此之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对政府行为集体(高于个人)决策机制的强调，随着公民大会和新的五百人议事会日益控制政策和立法的产生，它不仅允许普通公民通过陶片放逐法程序驱逐他们的一个政治领袖，而且可以就国家最重要的事务投票。 结果，由于城邦如今的管理总体上变成了一种公开的、公共的议事，那些有雄心的精英们，如果希望对政治结果产生影响，不得不为赢得较他们低贱的同胞的心灵和投票而相互竞争。由于个人的成功越来越以大众的口味为依归，精英阶层的政治家们也比以前更直接地向非精英阶层的公民负责。普通雅典人对管理国家日复一日有意义的参与，首次在制度上成为现实，精英对政治过程的掌控最终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刚刚开始的大众政治和民众政府的新时代。(56) 抛开安德森把克里斯提尼作为陶片放逐法创始者的观点不论，他将陶片放逐法作用界定为：树立公民对精英阶级的主权者地位，的确反映了克里斯提尼的精神。众所周知，如希腊众多城邦一样，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政治斗争往往表现为贵族家族之间的争权。斗争失败者或者被无限期流放国外，或者被对手消灭。被流放者不甘心失败，常试图借助外来帮助返回，因此造成了城邦的内战和动荡。陶片放逐法则不同，它为解决领袖之间的政治冲突找到了一个相对和缓的办法：通过公民团体的命令，将其中一方有条件地流放国外。但失败者的被流放不是直接源自政治对手，而是雅典公民的选择。普通公民从此成为精英阶级政策分歧的裁决者，实际确立了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最高主权者的地位。从陶片放逐法公元前5世纪实际的效用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政治的相对稳定。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公元前411年雅典寡头政变之前，虽然雅典经历了包括希波战争、执政官选举方法改革、战神山议事会权力被剥夺、陪审法庭制度完善、广泛引入政治津贴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等诸多非常重大的变革和事件的冲击，但除埃菲阿尔特被暗杀外，大多数冲突都通过公民的投票和平解决。(57) 陶片放逐法的具体实施步骤，体现了雅典公民作为城邦主权者的地位。据亚里士多德，在第六届主席团任期中，公民大会要举行一次特别大会，以确定是否举行陶片放逐投票。如果民众认为需要，则会在第8届主席团任内召开一次公民大会正式投票。(58)据普鲁塔克，(59)投票的程序如下： 执行放逐法的步骤，大致说起来是这样的：每个投票的人拿一块陶片，上面写好自己认为应该由城里迁出人的姓名，然后把陶片带到四周用栏杆围起的广场。执政官们首先数一数投出的陶片的总数。因为投票人少于6000人，放逐法就无效。然后分别记录每个姓名，得票最多的人由执政官宣布放逐10年，但有权享受他们产业的收入。 普鲁塔克非常明确，投票时首先确定是否达到6000张票的法定最低票数，如果不够此数，则本次投票无效。如果达到法定票数，则得票最多的人被流放。(60)然而弗劳科吕斯暗示，被流放的个人得票必须超过6000张票。阿里斯托芬的注释家也认为如此。(61)可是，由于投票流放之前并无讨论，可能被流放的对象比较分散，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人数，有时可能只有几千人，个人几乎没有可能得到6000张票。(62)同时，雅典陪审法庭由抽签选举的6000人组成，而遇到特别重大的案件，会让6000人全部参加审讯，也暗示雅典人认为，6000人足以代表雅典公民团体。“任何法律，如果不是同样针对全体雅典人，否则不能用来针对任何个人。除非它经过6000公民的秘密投票，确定那是合适的。”(63)基于上述，我们可以认为：投票的基准票数为6000张票，得票最多者将被流放。(64) 投票之前，政治领袖之间肯定会有一些或明或暗的操作。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公元前417/416年的投票，雅典人最初流放的目标，似乎是阿克比亚德斯和尼奇亚斯中间的一个。但在投票之前，两人突然联合起来，导致相对次要的许佩波罗斯被流放。据称雅典人因此感到相当愤怒，从此取消了陶片放逐法的投票。(65)现今发现的用于流放的陶片也表明，从该法最初实行开始，就存在某种程度的操纵，最为典型的是针对地米斯托克利的阴谋。在卫城北坡发现的一百九十多块陶片，全部写上了地米斯托克利的名字，却仅仅出自少数几个人之手，显然是事先被小部分人准备好，以便在投票时分发给自己的支持者备用的。在雅典广场发现的写有卡利克塞诺斯的陶片，也可能出自少数人之手。虽然如此，目前发现的陶片也证明，绝大多数都出自选民自己的“手笔”，(66)而公元前5世纪的数次流放，应当说大体反映了雅典公民团体的愿望。 希腊城邦基本的制度需要陶片放逐法。须知雅典当时并无现代意义的政府，几乎所有政治活动都是公开的，重要的政策都在公民大会上进行辩论，所有决定的做出，都依靠演说家的说服力量和公民的表决。如果主要政治家们意见一致，则问题不难解决。然而，政治家们之间意见完全一致的概率并不高，一旦出现不一致，则意味着出现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和竞争，甚至可能引发冲突。面对冲突，希腊城邦既缺乏警察等治安力量，也缺少可以强制公民的有效手段，因此卡特利奇认为，每当希腊城邦面临重大的政策选择时，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冲突。希腊人对政治斗争零和游戏(zero game)的心态，决定双方的冲突必然你死我活。(67)为确保政策的一贯性和公民团体的团结，有必要将其中一人直接驱逐。在古代人那种缺乏现代传媒手段，个人之间的交流和思想的流传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之时，将某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和领袖驱逐，也就意味着那种意见影响的丧失，至少是部分丧失。“在缺少不同党派之间定期选举的地方，还有任何其他方式吗？”(68)但驱逐的权力不应当属于某个贵族或者集团，而应归于全体公民。正是陶片放逐法将政策的裁决权交到了全体公民手中，让他们成为政治家斗争的仲裁人，表明政治家需向全体公民负责：“无论该程序最初宣布的意图是什么，它显然有助于确保领袖对作为整体的公民团体的责任，因为是否举行陶片放逐投票的权利只属于公民大会，而且在任何一个确定的年份，要启动该程序，至少需要6000位公民的投票。即使该法20年后才首次使用，但此类机制的存在本身，如今至少在名义上确立了对某个具体个人的意志的优势，无论这个人多么有影响。”(69) 据古代作家记载，阿尔哥斯、叙拉古等邦曾引入类似的法律，暗示以温和手段驱逐政治家的做法符合希腊城邦的普遍需要。只是我们对这些地区类似法律实行的情况所知甚少。叙拉古的橄榄叶放逐法，因为某些制度上的缺陷，实行不久即被废止。只有在雅典，陶片放逐法在保证人民主权的同时，还有助于政治的相对稳定。该法引入之前，雅典不同集团之间的分歧通过领袖之间的结盟和斗争来解决，由此导致了国内政治的动荡，最后是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政治，才初步稳定了局势。僭主政治一旦崩溃，政治斗争马上再度爆发。克里斯提尼与伊萨哥拉斯的冲突，不仅造成了雅典精英内部的分裂，还遭到了斯巴达的干涉。僭主希庇亚斯被驱逐后，也曾试图借助波斯的力量返回。但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通过陶片放逐法成功化解了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马拉松战役后，据说地米斯托克利和阿利斯提德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以至于阿利斯提德认为，雅典人应当将他们两人都投入死亡的深渊，否则雅典将不得安宁。(70)然而，雅典人流放了阿利斯提德，支持地米斯托克利实现了政策转型：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水师；随后，面对波斯入侵的威胁，雅典人召回阿利斯提德和克桑提波斯。三位主要政治家的合作，帮助希腊取得了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创建了提洛同盟。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地米斯托克利与西门发生冲突，雅典人这次选择了西门。他集中力量攻击波斯、笼络斯巴达的政策，很好地适应了正在崛起中的雅典的需要。当雅典进一步的发展与斯巴达冲突时，雅典人适时选择了伯里克利。当修昔底德和伯里克利因帝国政策发生冲突时，雅典人再次选择了伯里克利的帝国政策。在陶片放逐法的保护下，雅典不仅成功驱逐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还在数十年间保持了政治稳定，逐步成长为希腊世界的一流强国。那些被放逐的政治家，至少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少有一个希图利用外敌力量返回雅典者，相反倒是为了争取返回，积极为雅典国家服务。薛西斯入侵雅典期间，之前被陶片放逐法流放的雅典政治家，似乎没有一个像斯巴达国王戴马拉托斯那样，出现在薛西斯的顾问中。此后被流放的地米斯托克利、西门等人，也都不曾有任何借助外力武装返回的打算，反而鼓励自己的朋友参与保卫雅典的战斗。(71)修昔底德和许佩波罗斯被流放后，也没有关于他们从事不利于雅典国家活动的记载。从陶片放逐法有助于雅典政治稳定的角度看，它符合克里斯提尼的精神，也实现了他改革的期望，是民主政治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那么，如何理解古典时代雅典人把本用于解决政治斗争的工具、体现人民主权的陶片放逐法误认作驱逐僭主支持者？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的案例中，不管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实际上，该法都脱离了驱逐僭主支持者的本意之时，雅典人仍坚持这种看法。因资料不足，这里只能做大概的推测。雅典民主政治诞生于推翻僭主后的斗争之中，因迭遭斯巴达干涉，民众走上前台，成功支持克里斯提尼进行改革，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平等。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与刚刚垮台的僭主政治恰处在对立的两极。所以，就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中或稍后不久，雅典人悄悄地改造了他们最近的历史，把阿利斯托格同哈摩尔狄乌斯树立为刺杀僭主、为雅典争取平等和民主的斗士，而克里斯提尼贿赂德尔菲神谕、促使斯巴达出兵推翻僭主的历史事实，则被有意地弱化甚至“遗忘”，(72)以至于修昔底德需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特意拿出篇幅，指出那场刺杀不过是爱情事件，与政治无关。(73)然而，雅典人并非修昔底德，新生的民主政治标榜平等和自由，把自己与僭主政治下被奴役的状态对立起来。当僭主引导的波斯人在马拉松被击败后，民主政治与僭主政治处在对立两极的观念，因抵抗外来入侵的需要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民主政治与僭主政治相互对立的主流意识形态。战后不久上演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和《祈援女》中，希腊人的自由与波斯人的被奴役，专制君主制与民主政治的对立，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主题。类似的主题，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仍然在延续，只是侧重点略有变化。希罗多德强调雅典的强大与平等之间的关系；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更注意僭主统治对城邦法律秩序的威胁；欧里庇得斯的《请愿的妇女》借提修斯之口，宣布民主政治带来国家繁荣，君主政治则会造成国家人丁凋零；(74)公元前415年，雅典的渎神案件调查犹如猎巫，盖因雅典人认为，针对神灵的犯罪，“是想建立寡头政治或僭主政治的阴谋的一部分。”(75)或许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让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人把陶片放逐法反僭主的作用与保护民主政治等同起来，并把反对僭主的行动与人民主权等同起来。在雅典人那里，陶片放逐法也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因此遭遇柏拉图等人的批评。(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