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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中国学术界过去通常把ostracism译为“贝壳放逐法”，如亚里士多德著，日知、力野译：《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页；塞尔格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194页；弗兰采夫等编：《世界通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48页。考之于语义，ostrakon本有陶片和蜗牛、贝类等的硬壳等多重含义。但现今发现的实物，均为陶片，因而该法更恰当的称呼是“陶片放逐法”，可参见利德尔、斯科特编，琼斯修订《希腊语—英语大辞典》(Henry George Liddell,Robert Scott,Revised and Augmented throughout by Henry Stuart Jones,A Greek-English Lexicon)，克拉伦敦出版社1940年版，第1264页；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17页。古代希腊人的辞典对此有明确界定：“陶片放逐法的名称源自陶片，在陶片上，雅典人写上有人是否应当从城邦中退出。”马贝尔·L.朗：《雅典广场》(Mabel L.Lang,The Athenian Agora)第25卷，美国雅典研究院1990年版，第1页；邵欣欣、郭小凌：《是“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Ostracism释义》，《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第41-44页。 ②马贝尔·L.朗：《雅典广场》第25卷，第1页。 ③按照年代先后，分别是希帕库斯、麦加克莱斯、克桑提波斯、阿利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西门、修昔底德、麦农、达蒙、许佩波罗斯等，公元前485年流放的可能是卡利亚斯，但缺乏文献证据。 ④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1-4。中译文据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略有改动，下同。 ⑤弗劳科吕斯，残篇30(Philokhoros F30)，引自菲力普·哈丁：《雅典的故事：阿提卡地方编年史残篇》(Philip Harding,The Story of Athens:The Fragments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ttika)，罗特莱吉2008年版，第99页。 ⑥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1，55，英译文据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第4册，哈佛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⑦转引自马贝尔·L.朗《雅典广场》第25卷，第2-3页。 ⑧哈帕克拉提翁引安德罗提翁残篇6(Harpocration's quotation,Androtion F6)，引自哈丁《雅典的故事》，第98页。学者们对于安德罗提翁的说法有不少讨论，有关争论集中在安德罗提翁的原文上，可参见卡甘《陶片放逐法的起源与意图》(Donald Kagan,"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Ostracism")，《赫斯佩利亚》(Hesperia)第30卷，1961年第4期，第393-401页；约翰·J.凯尼《安德罗提翁残篇6的文本与陶片放逐法的起源》(John J.Keaney,"The Text of Androtion F6 and the Origin of Ostracism")，《历史》(Historia)第19卷，1970年第1期，第1-11页；K.J.多弗尔《安德罗提翁论陶片放逐法》(K.J.Dover,"Androtion on Ostracism")，《古典评论》(Classical Review)第13卷，1963年第3期，第256-257页。 ⑨鲁狄·托姆森：《陶片放逐法的起源》(Rudi Thomsen,The Origin of Ostracism)，领英图书出版公司1972年版，第13-14页。 ⑩A.E.劳比切克：《希腊的学校：希腊历史、考古与文学论集》(A.E.Raubitschek,The School of Hellas:Essays on Greek History,Archaeology,and Litera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0页。 (11)费里克斯·雅科比：《阿提卡志：古代雅典编年史》(Felix Jacoby,Atthis: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ncient Athens)，克拉伦敦出版社1949年版，第74-75页。 (12)C.希格尼特：《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的雅典政制史》(C.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Fifth-Century B.C.)，克拉伦敦出版社1952年版，第1-17页。 (1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9，3。 (14)《雅典政制》有关德拉古政制的记载，就是把公元前5世纪末的伪造误作历史的结果。关于《雅典政制》中记载的德拉古立法系伪造说，可参见王敦书《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58-567页。关于公元前5世纪末政治意识形态对早期雅典历史叙事的影响，可参见C.希格尼特《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的雅典政制史》，第17-30页；W.R.康纳等《雅典民主面面观》(W.R.Connor et al.,Aspects of Athenian Democracy)，图斯库拉努姆博物馆出版社1990年版，第71-99页。 (15)蔡连增：《论陶片放逐法的内容和起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第11-13页；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第31-33页；胡骏：《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法学》2005年第6期，第20-28页。 (16)乔治·格罗特著，J.M.米切尔和M.O.B.·卡斯帕里节编：《希腊史》(George Grote,Londensed and edited by J.M.Mitchell and M.O.B.Caspari,History of Greece)，罗特莱吉2002年版，第93页。 (17)古风时代希腊诸多城邦内部冲突的结果，大多伴随着流血和流放，导向的不是僭主政治的建立，就是连续的权力转移、流放和内战。萨拉·弗斯狄克：《流放、陶片放逐法与民主政治——古代希腊的驱逐政治学》(Sara Forsdyke,Exile,Ostracism,and Democracy:The Politics of Expulsion in Ancient Gree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18)如托姆森、默里、莫里斯、库济辛、波默罗伊等，可参见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274页；莫里斯和鲍威尔著，陈恒等译《希腊人——历史、文化与社会》，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库济辛主编，甄修钰、张克勤等译《古希腊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波默罗伊等著：《古代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8页。关于陶片放逐法引入的具体时间，有公元前508/507年说、前502/501年说和前488/487年说。大多数学者赞同第一个年代；但塞利将之与议事会的首次誓言以及将军的产生联系起来，因此主张第二个年代；劳比切克赞同克里斯提尼是该法作者，但赞同最后一个年代。拉斐尔·塞利：《古风时代雅典的地方主义》(Raphael Sealey,"Regionalism in Archaic Athens")，《历史》(Historia)第9卷，1960年第2期，第175-177页；安东尼·E.劳比切克：《陶片放逐法的起源》(Antony E.Raubitchek,"The Origin of Ostracism")，《美国考古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第55卷，1951年第3期，第221-229页。 (19)弗斯狄克：《流放、陶片放逐法与民主政治——古代希腊的驱逐政治学》，第142页。 (20)伯里著，陈思伟译：《希腊史》第1卷，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311页。 (21)哈蒙德著，朱龙华译：《希腊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44-345页。 (22)C.希格尼特：《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的雅典政制史》，第164页。 (23)劳比切克：《陶片放逐法的起源》，第221-229页。 (24)马贝尔·L.朗：《雅典广场》第25卷，解释性说明(Explanatory Note)；约翰-博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John Boardman et al.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4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337页；邵欣欣、郭小凌：《是“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Ostracism释义》，第42-43页。 (25)福尔那拉：《希腊罗马史料集》(一)《古风时代至公元前5世纪末的希腊》(英文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 (26)罗伯特·克罗梅：《克里斯提尼的命运》(Robert D.Cromey,"Kleisthenes' Fate")，《历史》(Historia)第28卷，1979年第2期，第129-147页。 (27)C.A.小罗宾逊：《克里斯提尼与陶片放逐法》(C.A.Robinson,Jr.,"Kleisthenes and Ostracism")，《美国考古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第56卷，1952年第1期，第23-26页。 (2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1。 (29)P.J.罗兹：《亚里士多德派的(雅典政制)注疏》(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克拉伦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30)P.J.比克奈尔：《雅典政治与谱系研究》(P.J.Bicknell,Studies in Athenian Politics and Genealogy)，弗兰兹·斯坦纳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7页。 (31)约公元前506年，雅典人为应对斯巴达的威胁，曾派使者出使波斯。波斯驻萨尔狄斯总督同意结盟，但要求雅典人献出土和水，即表示臣服。据说使者们经过商量后同意了，回国后却因此遭到雅典人的抨击。可以相信，这些使者应当是克里斯提尼或其支持者派出的，其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雅典当局的授权。但因使者们回国后斯巴达的威胁已经过去，他们的做法遭到了责难。可参见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77页；里查德·M.贝霍尔德《雅典前往萨尔狄斯的使团与克莱奥麦奈斯对阿提卡的入侵》(Richard M.Berthold,"The Athenian Embassies to Sardis and Cleomenes' Invasion of Attica")，《历史》(Historia)第51卷，2002年第3期，第259-267页。 (32)如果担任执政官的年龄标准是50岁，则即使他在最低年龄当选执政官，那到公元前488年，克里斯提尼也已87岁；如果执政官最低年龄标准为30岁(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则到公元前488年他也已经67岁了。埃伦伯尔格认为，公元前51O年，克里斯提尼大概已经年过六旬，与前一年龄相近。关于执政官任职年龄，可参见龙·欧文斯《雅典的梭伦——诗人、哲学家、士兵、政治家》(R0n Owens,Solon of Athens:Poet,Philosopher,Soldier,Statesman)，苏塞克斯学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68-69页；关于克里斯提尼改革时他可能的年龄，可参见威克托·埃伦伯尔格：《民主政治的起源》(Victor Ehrenberg,"Origin of Democracy")，《历史》(Historia)第1卷，1950年第4期，第541页；关于希腊人对老人态度的一般讨论，可参见乔治·米诺伊斯《老年史——从古典古代到文艺复兴》(George Minois,History of Old Age: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Translated by Sarah Hanbruy Tenison)，波利特出版社1989年版，第43-76页。 (3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3-7；默里：《早期希腊》，第275页；约翰·博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4卷，第334-343页。 (34)普鲁塔克著，黄宏煦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20页。 (35)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636、677页。 (36)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3-4。 (37)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377页。 (38)克里斯提尼可能也因此失去了部分支持，导致他改革后迅速从雅典政治舞台上消失。C.希格尼特：《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的雅典政制史》，第168，178-182页。 (39)道纳尔德·卡甘：《克里斯提尼之授予外国人公民权》(Donald Kagan,"The Enfranchisement of Aliens by Cleisthenes")，《历史》(Historia)第12卷，1963年第1期，第41-46页；C.希格尼特：《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的雅典政制史》，第132-133页。 (40)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384-385页。 (41)W.W.豪与J.威尔斯：《希罗多德注疏》(W.W.How and J.Well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 (42)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385-391页；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1-3。 (43)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391页。 (44)约翰·博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4卷，第338页。 (45)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431页。 (46)P.J.比克尼尔：《雅典政治与族谱研究》，第72-73页；马贝尔·L.朗：《雅典广场》，第25卷，第93-95页。 (47)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452-453页。 (48)默里：《早期希腊》，第275页。 (49)P.J.比克尼尔：《雅典政治与族谱研究》，第64-71页。 (50)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453页。 (51)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6。 (52)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459页；柏拉图：《高尔吉亚篇》(Plato,Gorgias)，516E。中文版本这里颠倒了阿利弗隆与克桑提波斯的父子关系，指控者被误作阿利弗隆，可参见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第3册，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关于陶片上对克桑提波斯的咒骂，可参见默里：《早期希腊》，第276页；A.E.劳比切克：《对克桑提波斯的流放》(A.E.Raubitschek,"The Ostracism of Xanthippos")，《美国考古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第51卷，1947年第3期，第257-262页。 (53)默里：《早期希腊》，第276页；A.E.劳比切克：《对克桑提波斯的流放》，第257-262页。 (54)弗斯狄克：《流放、陶片放逐法与民主政治》，第166-167页。 (55)除公元前5世纪80年代流放的5人外，此后被流放的政治家大致如下：70年代后期，地米斯托克利；公元前461年，西门；公元前457年，麦农；40年代，卡利亚斯和达蒙；公元前442年，修昔底德；公元前417/416年，许佩波鲁斯。除这些实际被流放的人外，还有众多人物出现在陶片上但未成功被流放。从修昔底德到许佩波鲁斯，有近30年没有启用过陶片放逐法。但那是因为伯里克利的绝对优势地位，精英阶级的政治家之间并无足以撕裂雅典国家的冲突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雅典在对斯巴达作战的问题上并无严重冲突，即使是尼奇亚斯和克莱翁，似乎都不反对继续对斯巴达作战。公元前416年陶片放逐法被弃，说明需要新的政治斗争形式。马贝尔·L.朗：《雅典广场》第25卷，第3-6页。 (56)格里格·安德森：《雅典的试验——在古代阿提卡创建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公元前508—前490年)》(Greg Anderson,The Athenian Experiment:Building 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 in Attica 508-490 BC)，密西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7页。 (57)萨拉·弗斯狄克：《流放、陶片放逐法与雅典民主政治》(Sara Forsdyke,"Exile,Ostracism and the Athenian Democracy")，《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第19卷，2000年第2期，第232-263页。 (5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3，4-5。 (59)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19-320页。 (60)古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亚里士多德并未专门记录票数多少。狄奥多鲁斯更加粗略，没有提到法定票数问题，只是说得多数票者将被流放，却未说明到底是绝对多数(超过全部投票的一半)，还是相对多数。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第11卷，第52章第2节；福尔那拉：《希腊罗马史料集》(一)《古风时代至公元前5世纪末》，第41-44页；罗伯特·J.邦纳：《陶片放逐法的最低法定票数》(Robert J.Bonner,"The Minimum Vote in Ostracism")，《古典文献学》(Classical Philology)第8卷，1913年第2期，第223-225页；诺尔曼·A.多恩格斯：《陶片放逐法与克里斯提尼的“议事会”》(Norman A.Doenges,"Ostracism and the 'Boulai' of Kleisthenes")，《历史》(Historia)第45卷，(1996年第4期)，第387-404页；罗兹：《亚里士多德派的(雅典政制)注疏》，第267-271页；马贝尔·L.朗：《雅典广场》第25卷，第1-6页。 (61)转引自福尔那拉：《希腊罗马史料集》(一)《古风时代至公元前5世纪末》，第43页。 (62)根据朗的研究，截至20世纪80年代已经在雅典广场发现的1000多块陶片中，共出现了近八十个人名，还有不少不能确定的人名。在已经确认的人名中，几乎包括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献中所有知名人物的名字，也有一些不知名的人物，因此，投票必然非常分散。马贝尔·L.朗：《雅典广场》第25卷，第30-138页。关于公民大会出席者的人数，可参见黄洋《雅典民主政治新论》《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第61页；M.H.汉森《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M.H.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2页。 (63)安多基德著，晏绍祥译：《论秘仪》，彭小瑜、张绪山主编：《西学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3页。 (64)邵欣欣：《雅典陶片放逐制中的6000票辨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75-77页。 (65)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552-554页。 (66)马贝尔·L.朗：《雅典广场》第25卷，第3-6、161页。 (67)库尔特·A.拉夫劳勃等：《古代希腊民主的起源》(Kurt A.Raaflaub et al.,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加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68)M.I.芬利：《古代与近现代的民主》(M.I.Finely,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罗杰斯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69)格里格·安德森：《雅典的试验》，第53页。 (70)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314页。 (71)地米斯托克利被流放后在阿尔哥斯等地的活动，显然意在反击斯巴达。即使在他逃亡波斯并受到波斯大王善待后，他似乎也没有直接攻击雅典的打算，据称他最后因不愿为波斯入侵希腊出谋划策选择自杀；公元前457年，处在流放期间的西门本欲参加塔那格拉战役，虽被粗暴拒绝，但仍鼓励自己的朋友参战，其中多人战死。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267-268、402页。 (72)安特诺尔的《刺杀僭主者》雕像很可能在公元前500年之前已经完成，雅典流行的饮酒歌，明确把平等归于僭主刺杀者。而民主政治奠基者克里斯提尼所属的阿尔克麦翁家族，到公元前490年已彻底失宠。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270页。 (73)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17-522页。 (74)关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把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可参见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9、95页。 (7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第522页。 (76)柏拉图：《吕西斯篇、宴饮篇、高尔吉亚篇》(Plato,Lysis.Symposium.)，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7-499页。 （原文刊于《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