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480年代雅典的形势与陶片放逐法的创立 公元前488/487年及其以后的数年间，雅典连续实行了陶片放逐法。首先，被流放的是希帕库斯，此人据称是克里斯提尼制定该法时主要的打击目标，但因人民的宽宏大量此前一直留在城内。次年，希波克拉泰斯之子麦加克莱斯被流放，此人明显来自阿尔克麦翁家族。第三位姓名失传，有人怀疑是卡利亚斯，但缺乏文献证据。对于前三位，亚里士多德明确把他们称为“僭主的朋友们”。第4年被流放的一位也与阿尔克麦翁家族有关，是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波斯。他被流放的理由，据某些陶片上所写，是“做了最多的坏事”(33)。再接下来就是号称“公正”的阿利斯提德。普鲁塔克的故事说，他被流放纯属无辜，因为人们听烦了他被称为“公正者”(34)。对最后两位，亚里士多德认为被流放的原因是“势力太大”。两人的确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公元前489/488年，克桑提波斯曾指控过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亚戴斯，并成功使后者被定罪；阿利斯提德长期是地米斯托克利政治上最强大的对手，两人的争斗是雅典政局动荡的重要根源。公元前481年左右，克桑提波斯和阿利斯提德都因对波斯战争的需要被召回，在随后对波斯的战争中，一位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任将军，一位则在当年雅典人围攻塞斯托斯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5)所以流放他们的原因，就阿利斯提德而言，或者真的是影响过大，并且与当时另一活跃人物地米斯托克利冲突的结果。 那么，雅典人缘何在此时突然实施陶片放逐法，而且最初把目标对准了僭主的朋友？虽然亚里士多德坚持把克里斯提尼作为陶片放逐法的创始者，并对公元前488年才首次使用提供了解释：人民对僭主的支持者宽宏大度，不愿将僭主的支持者立刻赶走，由于希帕库斯的活动，以及他的影响不断扩大(公元前496年当选执政官)，人民才决定使用该法对付僭主家族的亲戚和支持者。然而，在这个理由之前，亚里士多德似乎提供了另外一个理由：由于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人民变得自信起来。(36)他的论述虽未必完全合理，但为理解该法的颁布和实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然而，要对陶片放逐法的启用提出合理的解释，我们需要放宽视野，对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5世纪初雅典面临的形势做概要的追溯。 公元前6世纪末，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雅典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斯巴达。公元前510年，斯巴达人帮助雅典推翻了僭主政治，但在随后雅典内部的斗争中，斯巴达选择站在伊萨哥拉斯一边，克莱奥麦奈斯还亲自领兵到雅典指名流放克里斯提尼，在遭遇雅典人反抗被迫退出后，斯巴达人组织过一次三路进攻行动。行动失败后，克莱奥麦奈斯设法将阻挠自己行动的另一国王赶下台，并召开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意图利用同盟的力量恢复雅典的僭主政治。但科林斯人拒绝合作，其他国家追随了科林斯，使斯巴达的图谋破产。据希罗多德记载，会议失败后，希庇亚斯一家就离开希腊去了波斯。雅典对斯巴达的行动明显感到不安，派使者前往萨尔狄斯，甚至在波斯驻萨尔狄斯总督要求雅典人献出土和水即承认波斯统治权时，使者们都答应了。(37)可以相信，这些人多少是受到了克里斯提尼的鼓动这么做的。但在这些使者们回国时，斯巴达的威胁似乎已经过去，因此波斯与雅典缔结联盟并未变成现实。(38) 上述事实表明，克里斯提尼在雅典进行改革之时，最初对雅典最严重的威胁并非僭主及其支持者，而是斯巴达及其支持的伊萨哥拉斯一党。部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包括僭主的部分外国雇佣兵，可能由于克里斯提尼改革获得了公民权，(39)理当支持克里斯提尼政体。面对斯巴达和伊萨哥拉斯派的威胁，克里斯提尼也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考虑到公元前525年克里斯提尼曾在僭主统治时代担任过执政官，则尽管有希罗多德的辩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在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们被推翻后，他与僭主家族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据希罗多德记载，在三路进攻雅典失败，而且埃吉那人对雅典作战也并不顺利之后，斯巴达人发现，他们过去出兵雅典推翻僭主政治是受到神谕欺骗的结果，因此他们召集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意欲重建雅典僭主的统治。(40)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斯巴达人无意在雅典重建僭主政治，他们主要的支持对象，也许仍是伊萨哥拉斯一党。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年代，希罗多德没有提供。从他的行文看，似乎当在阿利斯塔哥拉斯到达斯巴达之前不久，或许是在公元前501年左右。(41)但此时克里斯提尼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议事会新的誓词与将军委员会都已经产生，而且斯巴达的企图因科林斯的反对遭遇挫败，它与僭主的结合，很快因为希庇亚斯等离开希腊去了小亚细亚煽动波斯入侵希腊而成为过去。(42)因此，在克里斯提尼改革期间，雅典的威胁主要来自斯巴达及其支持的伊萨哥拉斯，而非过去的僭主。亚里士多德宣称克里斯提尼通过陶片放逐法以赶走僭主的支持者，很可能是从最初的被流放者均为僭主家族或其朋友们，从而把公元前5世纪80年代的历史倒推到公元前6世纪末的结果，与克里斯提尼改革时雅典面临的境况不符。 然而，公元前500年以后，尤其是在希庇亚斯到达波斯且大肆活动以图返回时，雅典面临的形势与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明显有别。当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已因波斯的扩张有所缓和，与波斯的关系则日趋紧张。仍据希罗多德记载：“从拉凯戴蒙来到亚细亚的希庇亚斯却玩弄了各式各样的手段，他向阿尔塔普列涅斯诽谤雅典人，用一切办法想使雅典屈服于他和大流士。而正当希庇亚斯这样做的时候，雅典人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们派使者到萨尔狄斯来，要求波斯人不要相信这些被放逐的雅典人。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却命令他们把希庇亚斯迎回去，如果他们愿意求得安全的话。当这个命令被带回给雅典人那里去的时候，雅典人却不同意这样做。既然他们不同意这个办法，那他们便得对波斯进行公开的战争了。”(43)也就是说，由于波斯与流亡僭主的合流，雅典民主政治此时主要的敌人不再是斯巴达而是波斯了。因此，公元前500年雅典人决定出兵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反对波斯的暴动，或许并非如希罗多德认为的仅仅是受到阿利斯塔哥拉斯煽动的结果，而是反波斯和反僭主政策的需要。不过此时雅典人大约不太愿意直接开罪于波斯，因此仅仅派出了20条船，而且在从萨尔狄斯撤退后，立刻扬帆归国。(44) 与此同时，面对波斯的共同威胁，斯巴达和雅典开始协同行动。马拉松战役前，国王克莱奥麦奈斯曾帮助雅典人对付据称亲波斯的埃吉那，从埃吉那索取人质交给雅典看管。(45)另外，僭主希庇亚斯在波斯宫廷积极活动，煽动波斯入侵希腊。公元前490年，希庇亚斯作为向导，引领波斯军队在自己家族的势力中心马拉松登陆。与此同时，僭主家族在雅典政治中异常活跃。马拉松战役中，据称还有人利用盾牌给波斯军队发出信号，而发信号的，据说是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如果僭主的支持者与阿尔克麦翁家族联合，足以撼动雅典的民主政治。对待僭主的态度与对波斯的政策，在雅典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典人首次启用了陶片放逐法，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雅典连续三年放逐了僭主的朋友们。为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对最初被流放的几位雅典人的身世做简要说明。可以确定，第一位被流放者希帕库斯与僭主家族有关，亚里士多德说他曾当选执政官和将军，是僭主派的领袖和朋友，因此他第一个被流放非常符合情理。第二位被流放者不免让希罗多德尴尬，因为他是阿罗帕克德莫的希波克拉泰斯之子麦加克莱斯。不管是他父亲还是他本人的名字，都暗示此人出自阿尔克麦翁家族，现存的陶片也称他是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一般认为他是那个与庇西特拉图争夺权力的同名人的孙子，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儿，其妹妹嫁给了克桑提波斯。现存刻有他名字的陶片有4662块，其中12块发现于广场，是现已发现的陶片中名字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他的父亲也曾经被某些人列入应被流放者行列：我们在陶片上看到了他的名字。(46)因此，虽然希罗多德信誓旦旦地宣称，阿尔克麦翁家族一直是僭主政治最坚决的敌人，(47)然而马拉松战役后的雅典人并不相信。他们坚信那个给波斯人发出信号、意图让僭主重返雅典的人，就属于阿尔克麦翁家族，因此毫不客气地把票投给了他。 第三位被流放者姓名无存，但可能是来自与麦加克莱斯同一德莫的卡利亚斯。在已经发现的陶片中，他的名字出现频率也非常高，约有八百张票，其中4张票称他为“穿米底服装者”，还有一块陶片一面写上了他的名字，另一面把他画成穿米底服装者，且非常形象生动，因此他很可能是公元前485年那位文献失载的被流放者，理由明显是他的亲波斯态度。(48)比克尼尔认为，此人可能也属于阿尔克麦翁家族，(49)至少与该家族关系比较密切，不仅因为他与麦加克莱斯出自同一德莫，还因为公元前449年，也是一个叫卡利亚斯的人与波斯签订了和约。当年正是伯里克利在雅典影响上升之时，而伯里克利的父亲，乃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女婿。有意思的是，此人恰恰也是希罗多德认为反对僭主政治最为激烈的人物之一，证据是僭主政治垮台，雅典人拍卖僭主家族的财产时，只有卡利亚斯敢于购买，并且计划了其他一些反对僭主的行动。(50)但那或许是在僭主政治刚刚崩溃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而非公元前5世纪80年代。 第四位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波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婿、麦加克莱斯的妹夫。《雅典政制》明确宣称，前三位被流放的都是“僭主的朋友”(51)，但第四位只怕也难逃这样的嫌疑。公元前489年，他曾以欺骗雅典人民的名义在公民大会上控告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亚戴斯，导致后者险些被处死。虽然主席团加以干预，米尔提亚戴斯仍被罚50塔兰特巨款。(52)他还与阿尔克麦翁家族有婚姻关系。流放他的理由中，包括他在雅典领袖中坏事干得最多。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雅典人所说的坏事到底是哪些，但他对米尔提亚戴斯的指控，应当是其中之一。在面临着薛西斯新的入侵的情况下，他的被控告，是否也与沟通波斯有关？事实上，在这些年陶片放逐法的投票中，阿尔克麦翁家族另有三人“荣列”候选人之列，除两个希波克拉泰斯外，还有一个叫卡里克塞诺斯的，此人在选票上也被视为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在已经发现的陶片中，有260票是投给他的。(53) 80年代最后一位被流放的政治家是阿利斯提德。可以肯定，他与僭主家族没有直接关系。对他的流放，很可能是因为他与地米斯托克利的争斗。雅典人选择支持后者的大海军政策，为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流放了阿利斯提德。(54) 应当承认，当雅典人启动陶片放逐程序时，成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将僭主的支持者流放出了雅典。所以该法产生的背景，不应当是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的雅典，而很可能是在马拉松战役后需要驱逐波斯和僭主的支持者之时，那时雅典抵抗波斯与反对僭主的政策协调一致。至于法律的提议者，或许与当时非常活跃的地米斯托克利有关。此人此前已经出任过执政官，正积极推动雅典建立强大的海军，以应对波斯的威胁。最后一位被流放的阿利斯提德，正是他的政敌，多少可以证明他此时的影响。但历史对此保持了沉默，因此它更可能是某个文献失载的政治家提名通过的。如果如劳比切克所说，老年的克里斯提尼提议通过了这个法律，并用来对付僭主政治的支持者，则在自己家族的许多人有严重亲米底和亲僭主嫌疑的背景下，他真是特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立法家的侄子和侄女婿都被他提议的法律流放，另有多人进入可能被流放者的行列。如果克里斯提尼的支持者中包括僭主曾经的支持者，则第一个被流放的希帕库斯也与他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任何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大概都不会做出如此自掘坟墓的举动。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应当将这个法律与克里斯提尼剥离，而将其置于公元前480年代初，该法从颁布到实际实施中间20年的间隔，至此也不复存在。(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