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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印度学者卡·古普塔认为,“中国对于印度于1951年2月接管达旺的默认和她未曾在北京谈判桌上就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活动提出问题”,使尼赫鲁相信,“共产党中国对印度企图扩展到喜马拉雅山山脊,即麦克马洪线,并将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的愿望会采取调和态度”。‘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下简称中印协定),因双方存在分歧,。条约对两国边界中段六个山口的归属采取了回避态度。然而,印度官员和媒体却有意无意地宣传,中印协定解决了双方边界问题,因为中国接受“相互尊重领土完整”意味着接受了中印边界现状。[5]1954年7月1日,尼赫鲁发出一份备忘录,指示要按照印度的边界主张出版新地图和检查回收旧地图,并在全部“边界线”特别是中印边界争议地区修建检查站。[6]按照尼赫鲁的指示,新出版的印度地图将“麦克马洪线”以及中印之间的西段、中段“边界”标记为已经确定,并将锡金和不丹划在印度国境之内。此后,印度继续加强对边界地区的控制,如改进交通设施,加强部落管理,在关键地点安置军队,扩大边境检查站,限制边界地区旅行,将“东北边境特区”划归印度外交部直接管辖,等等。 在印度不断加强边界控制时,新中国正致力于稳定西藏局势,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中央政府对于中印边界的具体位置并不明确。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外事处处长的杨公素说,直到1953年底,他陪同中央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等同噶厦商量中印谈判有关西藏问题时,噶厦才拿出来两份地图,其中一份就是“麦克马洪线”图,这张地图成为了解西藏地方与印度东部边界的依据。[7](p243)1954年后,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已陆续向边界地区进驻,他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印、中尼以及中不的边界情况。经过阿里分工委、骑兵支队及阿里外事分处的调查了解,了解的情况是:“英印政府过去占领及巡逻的我国领土地方,在阿里方面(我们称为中印边界西、中段洧什普奇、普兰江巴、香扎、拉不底、巨哇、曲惹、沙则,还占领了桑,葱沙。1954年后新占领了楚鲁普、波林三多,还强占桑格藏布河西岸属西藏的碟穆绰克,印边防军妄称阿里与拉达克在这条河上以河为界。中印边界东段(即‘麦线’一段)印度越‘线’占领朗久、马其顿。在中段,印度1956年后又派边防部队占领乌热。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渐派军前来‘巡逻’到阿里新疆公路控制的国境线,即企图巡逻阿克赛钦地区。”[7](p243)西藏地方政府将这些情况报告外交部,外交部随即发出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阐明了对中印边界的基本方针:“既要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外交交涉中坚持立场和原则,在边防工作中,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印军侵入;又要从团结争取印度的目的出发,不使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目前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我内部加强各种准备工作,争取在将来的适当时机,同印方通过外交途径求得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7](p244)这一基本方针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决定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独立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新中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是强调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它们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事业”。[8] 不过,中国外交部的这一指示在执行中遇到困难,因为当我边防部队陆续进驻西藏各地与印度交界处后,印度并没有停止推进活动,中印军队形成紧张对峙态势。于是,中国外交部再次发出指示:“中印边界以稳定为主,确保我已控制线,避免武装冲突,印方过去占领的地方要收集证据视情况时提出交涉,新占领的通过交涉撤退。”[7](p244)据中央及外交部的指示,西藏地方部门研究的具体执行办法是:“1、派边防部队进驻我应控制的重要据点,除米及墩(马其顿,印方称为塔马顿),桑噶尔桑坡,勒、龙等地,扎西岗、什普奇等暂维现状;对楚鲁普、什普奇、乌热等地派出巡逻队。所谓暂维现状就是我边防部队不前进,不发生武装冲突,也不让印军前来占领。2、提出交涉,在印军占领的地方由地方宗本就地提出交涉,或由我边防军提出警告,再就由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交涉。3、规定重点工作地区为①新(疆)藏(阿里)公路西侧靠拉达克接壤部分,即班戈湖(班戈湖跨越中印两地,边界线习惯以湖靠西边库尔克堡为界,但印军时常越过界线)。②马其顿及则拉宗一带(则拉宗管辖的有英国曾提出让步划给西藏的圣山、杂日山圣湖等地),所谓重点工作就是作好军事边防工作,派人进驻把守,因为这些地方很明显是中国领土,或者派人巡逻到印军后方调查。同时收集资料、证据,准备外交交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