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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印边界和平局面得以维持的原因 总体上讲,在1958年印度公开边界争议前,中印边界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局面。究其原因,首先,1949～1958年期间,中印边界问题并不是双方优先处理的问题。这一时期“因两国专注于与他们的安全相连的全球和地区问题,领土要求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16]对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安全压力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为了打破西方阵营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50年6月,毛泽东就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7]有学者认为,“在一个广泛反美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印度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就中印关系而言,中国的政策是处理紧急的西藏地位问题并将边界问题延迟到时机成熟。”[18]1953年,在准备和印度谈判的过程中,噶厦表示完全拥护谈判,但提出要中央政府在这次谈判中收复被英印方面占去的失地。对此,周恩来在中印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表示,这次谈判是解决业已成熟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成熟的如边界问题,其中有“麦克马洪线”问题,待将来选择时机解决。[7](p251-216)实际上,中国政府1954年才着手进行对中印边界的调查研究工作。尽管印度自独立后就一直在边界地区推行蚕食政策,但边界问题也不是印度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印度独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保卫国家安全,为了避免卷入冷战,尼赫鲁采取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积极通过和平与发展道路谋求大国地位。在尼赫鲁政府的外交框架中,中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尼赫鲁在冷战冲突以来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反殖斗争以及强调亚洲团结,使他积极寻求与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而且,从获得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以及对付主要威胁——巴基斯坦的角度考虑,印度也需要与中国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的考虑是:与中国友好最为重要,边界问题次之。[19]因此,尼赫鲁政府对反对派要求实行强硬的边界政策予以抵制,也没有将中印边界问题公之于众。 其次,尼赫鲁企图通过对华友好政策迫使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中印和平共处的事实使中印边界暂时保持和平局面。为了获得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尼赫鲁的策略是通过对华友好的迂回方式促使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他认为,“中印两个大国第一次在漫长的、变动的边界相遇,即使我们是朋友也有变动的、危险的边界;如果我们不是朋友,情况就更糟了”。[20]为了实现边界利益与目标,印度积极与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通过条约将之确立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企图以此限制中国采用武力方式和迫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侵占结果。事实上,正是立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中印两国以外交谈判与和平协商的方式,妥善处理了1954-1958年间的边界纠纷,边界地区基本维持了和平局面。 最后,中印边界和平局面的保持还与中印两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方式比较灵活有关。印度学者吉利·戴什卡尔指出,印度政府很早就知道中国在阿克赛钦修路,但最初并没有提出外交抗议和采取反制措施,“1958年前中印是在东西段巩固各自的控制,都没有反对对方的行为。这些年间中国坚持与印度没有领土争端..可能因为尼赫鲁也认为采取法律方法处理全部问题的时机没有成熟,他也没有施加压力寻求中国的任何保证。”[21]印度学者普拉摩达·库马尔·潘达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宽容与和解的方式,“彼此允许对方获得其想要的而双方还没有占领的某些领土”。[22]1958年前,尼赫鲁政府的边界政策基本上是在侵占的同时寻求中国的外交承认,除了高层商议边界问题外,两国官员还就乌热问题举行了边界谈判。可见,尼赫鲁是以外交方式处理中印边界纠纷的。米拉·辛哈认为,尼赫鲁的“中国观”受到更多政治考虑的影响,同时,他处理双边问题的方法是政治的而并非法律的,这给他最大程度的灵活性。[23] 1949～1958年期间,面对日益激烈的中印边界纠纷,中国的政策是致力于保持边界现状与维护和平局面,即“在边界未经两国政府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既要坚决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阴谋,也要严守中央业已批准的控制线,不越过印方控制线。对印度新的侵占,必须及时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至于是否提出交涉看情况而定。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的地方我暂不进驻。阿里方面发现印方新的占领,我通过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新藏公路地区,印方越界人员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处理”。[7](p247)这说明,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国避免武装冲突和等待外交谈判解决的政策使中印边界纠纷没有迅速扩大化。对于中国的处理方式,印方经常指责中国采取带有“欺骗性”的拖延政策,但吉利·戴什卡尔指出:“中国没有一个欺骗印度和误导尼赫鲁的边界政策”,“中国完全没有针对任何邻国的边界政策”。他认为,在共产党执政之初,对于边界问题,他们采取的处理办法是政治的而不是法律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来似乎决定接受历史既成事实,但仅仅将其看作实际控制,而不是合法要求..所有这些与传统的中国立场极为不同,但尼赫鲁似乎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21](p94) 总之,1958年以前中印两国都有意不让边界争议公开化、激烈化,这给双方留下了处理问题的空间,中印边界和平局面得以暂时保持。然而,这种和平局面实质上是两国刻意回避矛盾和冲突的结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界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