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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一度备受质疑。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任后最后一次访问上海时毫不讳言,“新当局虽然擅长于军事和思想斗争,但处理这类问题却完全没有经验”。①此外,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村中发展成熟的,有外国研究者据此认为,“共产党干部和农村士兵对城市怀有本能的不信任感,而对上海人的不信任则纯粹是敌视”。②然而,大轰炸事件却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得到检验。在中共中央大力支持下,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应对大轰炸,采取恢复供电、抚恤善后、防空反特、平抑物价、稳定金融、复工生产等积极有效措施,将因轰炸引起的社会恶性通货膨胀消灭在萌芽状态,粉碎了国民党封锁交通、窒息上海经济的图谋,在最短时间内消除了市民的焦虑和恐惧心理,稳定了上海市面,使社会运行机制恢复到正常轨道。人民政府在上海渡过了难关,站稳了脚跟,这对那些怀疑中共执政能力的人士来说,其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从政治层面来说,在反轰炸的过程中,中央和上海的积极作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凝聚力,增强了普通市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肇建未稳的新政权得到广大市民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公信力在此过程中也得以塑建,为上海乃至全国范围的基层政治总动员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提供契机,进而有了稳步走向更大发展的可能。这恐怕是国民党方面所始料不及的。 从军事上来说,反轰炸的成功离不开苏联空军的支援,强大军事力量,保证制空权的掌握,是上海取得反轰炸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运筹帷幄,远攻海南威胁台湾,近取舟山群岛,以治标更治本的战略措施,彻底解决了当时上海的空防之虞。在没有任何应急预案的突发情况下,毛泽东、陈云、陈毅等中央和上海高层领导人,利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相关经验,在第一时间即部署了全面的应对措施,并安排警力、军力适当介入以维护社会稳定,这样就具有高度权威性和强大震慑力。各职能部门协同合作,贯彻执行各项方针政策,认真做到以人为本救死扶伤,对水、电等生活必需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竭力发掘补充替代品,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积极参与、群策群力,在努力实现自救、互救后再寄望他救。政府态度明朗,与人民共进退,信息发布灵敏,采用空袭警报和交通旗帜等预警监测方式,及时提醒市民躲避新的轰炸。同时尽可能地治疗轰炸所造成的伤害,将其后遗症减小到最低程度,使广大人民恢复到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状态,重塑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局面。还利用各大报刊和工会组织,呼吁市民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支援前线解放台湾,合理有效地进行情绪转移和舆论引导。这都说明中央领导人处理突发事件时灵活、适度、有分寸、有条理,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实用参照。 反轰炸的胜利使上海这座城市在政治、经济上之于全国的重要性不仅没有因遭受轰炸而丧失,反而以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将其自身向心力强、凝聚力大、迅捷高效的特点更直观地呈现给了新中国和新时代,这对中共的城市政策和上海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政治形势更为紧张,从10月开始中国共产党以“镇反”形式进行了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上海因为有了“二·六轰炸”事件的前车之鉴,“美国武装干涉所促成的新一波谣言也不大能够形成让基层党团组织手足无措的那样一种状况了”。③自1950年起,在为反轰炸成立的人民防护队的基础上,遍布上海的11155条里弄就逐步建立居民委员会。到1954年初,形成一个自上而下覆盖到社会基层的组织网络。新政权创设了居民委员会,通过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将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里弄大规模动员起来,④使社会依附国家成为紧密联系、高度统一的利益整体。从反轰炸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出应付城市突发事件、处理危机的有效经验和必须建立人民防空体系的启示,当时即有工业内迁之动议,以及数年后梯次开展的上海小三线建设,都依稀可辨大轰炸的历史经验痕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第245—246页。 ②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 ③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④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