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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旱鸭子”与“弄潮儿”：通过议会—政党实现整合的失败 为什么北洋集团会在1913年的大选中缺乏斩获呢?理由很简单，1912年至1913年间的北洋集团还是“旱鸭子”，还没有学会在选举政治的水中游泳。 在1913年大选中，北洋集团根本就没有投入多少资源去参选。这首先与袁世凯本人的素质和态度有很大关系。袁是旧官僚出身，搞官僚政治是行家里手，可谓“治世之能臣”，但他既不太懂宪法，也缺乏政党政治经验，既没有下功夫去组织绝对忠于北洋集团的政党，也没有充分重视国会选举。袁虽然大力支持梁启超组织政党来对抗国民党，并为之提供了经费，但对于组党的事务并没有直接的参与。他是在1913年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才对政党的重要性有了更为痛切的认知，从而与梁启超进一步合作，促成进步党的组建。但即便是亲袁的进步党，对袁世凯也并非保持完全的效忠，1913年制宪过程中，就有一些进步党员采取了亲国民党的立场；到1915年底袁称帝时，梁启超等人更是直接站到袁世凯的对立面。由此看来，进步党与袁世凯更像是一种政治联盟关系，而非效忠关系。 即便我们将进步党视为袁的势力，这个势力与同盟会—国民党比，也存在地方社会根基薄弱的缺陷。同盟会革命起家，在南方的社会根基自然比临时组建的进步党系要深厚。进步党系尽管与袁世凯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与北洋或依附于北洋的地方实力派关系却比较疏远。而缺乏地方社会根基的政党要想在地方的选举中取胜，自然是具有极大难度。 不仅如此，袁从旧官僚政治的经验出发，对公开的政党政治有相当的排斥。他声称秉持“不党主义”，试图在各党之间保持一个比较超然的地位，驾驭由各大政党共同参与的内阁。在一封婉拒柏文蔚建议其加入国民党的请求的书信中，袁世凯称“因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昔英国有女王终身不嫁，人问之，则曰：吾以英国为夫。鄙人今日亦曰：以中华民国为党”。(20)在1912年6月22日与同盟会代表的谈话里，袁世凯提出“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材与国务员地位之相当者，一时恐难得全其数。故余之意见，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材”、“余之主义在于得人，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21)袁世凯正是从“人才不足”的角度反对纯政党内阁的。在1912年7月9日针对国内政党(尤其是同盟会)所发布的一份“申戒令”中，袁世凯一方面给各党领袖戴高帽子，另一方面又指出“惟徒党既盛，统系或歧，两党相持，言论不无激烈，深恐迁流所极，因个人利害，忘国事之艰难”。(22)这一训诫，明显是将自己放在一个中立的国民利益代表的位置上。就内阁而言，袁世凯既不愿意看到同盟会—国民党完全掌控的内阁，也不希望他们完全缺席。这可以说有“行政吸纳政治”的某种味道——对袁世凯而言，同盟会—国民党人士的象征性参与是重要的，至少可以衬托出他这个大总统的“超然”性。然而，这已经是一个政党政治的时代，袁世凯对如何利用政党政治来保有己方的权力却缺乏系统的思路。与北洋集团这个选举政治的“旱鸭子”相比，国民党可以说是时代的“弄潮儿”。自从建党以来，国民党即以造就政党内阁为自己的目标，而其选举政治人才也相当雄厚。国民党中很多人士搞政治运动起家，即便不熟悉选举，也知道如何从事政治宣传，更何况有宋教仁等一批在海外观摩和研究过选举的归国留学生进行引导；在南方，国民党人的地方根基较深，直接控制着一些地方政府，更可动用政权力量来为国民党拉票或“做票”。结果是，国民党从党务干部到地方实力派都能一心投入竞选，实现选举资源的跨地区调配，甚至在袁世凯的“老巢”河南也赢得了不少国会议员席位。(23) 总体而言，我们在1913年的政治舞台上可以看到两拨气质差异极大的人，一拨还停留在官僚政治时代，一拨已经迈入了选举政治时代；一拨有较强的硬实力，长于维持现状，却不长于规划未来；(24)一拨硬实力较弱，但长于选战，目前尚无能力操盘，却对中国的未来有非常系统的规划。新的共和政体为政党政治留出了很大空间，国民党充分利用之，但掌舵的北洋集团显然对此却缺乏心理准备，仍走在“行政吸纳政治”的老路上。 然而，在既有条件下，1913年国民党在选举中的大胜，其实并不利于民国走上内阁制政府的轨道。内阁制政府旨在通过议会—政党来形成政治整合。但其前提是，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在国会中都有一定的代表，并通过辩论形成一定的共识，以利大政方针的施行。北洋集团在政党政治上的无能和国民党在选举中的大胜，造成了政治两极化加剧的局面。这时候国会就很难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讨论的讲坛，而只是成为国民党获取更大权力的工具而已。统一、民主、共和三党虽然亲北洋，也对国民党起到了一些制约作用，且内部整合不佳，占有的席位也有限，起不到充分反映北洋利益主张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