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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真正的转折点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宋教仁之死固然是民初政党与议会政治走向失败的标志性事件，但从各项基础性、结构性条件来看，即便宋教仁不死，中国的政党与议会政治也很难走上康庄大道。一些热烈认同宋教仁道路的学者认为，北洋集团“刺宋”和后来国民党人的军事报复，终结了民初大好的政治局面，从此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宋案是扣动连环革命的扳机吗?对此我也深表怀疑。 “刺宋”与“二次革命”固然终结了1912年形成的妥协格局，但这一格局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北洋集团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事实上，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最终遭到惨重失败，不仅在军事上输了，在政治上也没有获得中国有产阶级主流舆论同情——因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有产阶级普遍人心思定，不希望再生战乱，同时宋教仁案尚在司法阶段，此时起兵，法理上不占上风。北洋集团则打着反对分裂的旗号，掌握了江西、安徽、湖南和四川等省的控制权，“削藩”的事业迈出了很大一步。 在军事胜利之后，袁世凯也就可以正式抛弃“借壳上市”道路，打造一个解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法统。袁世凯先是以议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参与“二次革命”的叛乱分子有勾结为由，取消全体国民党议员资格，后干脆解散国会乃至地方各级议会，另起炉灶，以召集特别制宪会议的方式，制定了新宪法即《中华民国约法》。《约法》将自身的正当性上溯至《清帝逊位诏书》，强调民国与清朝的连续性。《约法》实行总统制，其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37)总统成为整个政体的中心，立法机关事实上变成了依附于总统的“橡皮图章”。 在战火刚刚熄灭不久、社会渴望安定的环境下，这个以总统集权为标志的新《约法》并没有遭到多少政治上的抵制。1916年激烈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梁启超此时大力支持袁世凯搞总统集权。他在新成立的参政院中担任了参政，并参与了参政院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梁启超对当时产生成熟的议会政治并不抱任何希望，从而将总统集权作为合理的改革方向。(38)而像张东荪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对袁世凯开政治倒车不满，但也认为如果袁世凯政府“能不借款，不增赋，速裁兵，速剿匪，排尽贪官恶吏，不复变卖国产，则即使今日五光十色之法律不为改正，吾第三者亦可无反对之必要”。(39) 在财政制度建设上，袁世凯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他扭转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央无法从地方获得财政收入的局面，1913年至1915年这三年，各省向中央解款数目分别是560余万元、1400余万元、1795余万元，增幅显著，财政建设成就斐然。1915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汪凤瀛在《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中也肯定1914年新宪制运行的效果：“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40) 当然，袁世凯的国家能力建设在另一些方面推进遇到一些挫折。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导致北洋军分散到了地方，袁对军队的控制力弱化。地方实力派不听号令的情况时有发生。尽管如此，1914年至1915年大概是民国政治上最为统一的时期，后来的国民党都没能在大陆造就这样的局面。 葬送这一局面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凯个人的虚荣与野心。称帝后的袁世凯很快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梁启超迅速与西南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袁；北洋集团内部，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也不予合作，甚至暗中破坏；许多地方实力派见风使舵，看到“护国军”在军事上的成功，就决定抛弃袁世凯，宣布“独立”；甚至原来支持袁称帝的列强看到形势的发展，也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洪宪帝制的“事业”因而只能半途而废。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失去公认领袖，内部派系斗争显性化。“护国战争”导致袁世凯前几年所作的“削藩”努力大半付诸东流，中央对地方日益失控，既控制不住亲清廷的地方实力派，也控制不住亲革命派的地方实力派。而同时，北洋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进一步激化，皖、直、奉三系争斗不止，导致北京政权在不同派系间不断易手，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之下，地方实力派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弱者求自保，强者求统一。 中国的上层阶级迟迟无法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中国陷入政治权力碎片化的境地，从而成为孕育“继续革命”的最佳土壤。但中国的上层阶级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完全失去对政治局面的掌控的呢?1913年还算不上一个“失控”的时刻，“二次革命”的失败，实际上还大大加强了北洋集团的掌控力。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所带来的北洋集团的内部分裂，使得一个稳定的“上层建筑”已不可能持续下去。于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