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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余论 对于将民初政党—议会政治的成败寄托在宋教仁身上的人士来说，本文无疑是一篇“败兴”之作。但这并非是我刻意要唱反调，而是因为对历史情境的深入分析很难支持那样一种“移情”。在其生活的时代，乃至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宋教仁都称得上一个杰出的政治人才，但他的德性与才能还没有到能扭转乾坤的地步。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根本的问题仍然在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极为险恶的政治社会结构。在社会层面，旧制度下的士绅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皇权的消亡而日趋衰落，其地方色彩也日益增强，而新的社会领导集团尚未产生，此时的中国比晚清时期更趋于“一盘散沙”。在政治层面，1912年的“大妥协”所产生的政治体系原本就极其脆弱，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只是被“延迟决断”，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这就为之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由于独特的建政路径，1912年至1913年的立法机关也并没有获得广泛的代表性，无法完成政治整合的使命。现实世界中的南北矛盾延伸到政治体系中，形成立法与行政的对立。等到国民党一方在大选中获胜，试图夺取行政权力，那些被“大妥协”掩盖的问题全都浮出水面。宋案只是这种结构性冲突的一个结果。即便宋案不发生，要勉强维持1912年形成的妥协局面，对政治家的德性也提出了超常的要求。在这种条件下，认为1913年的决裂只是因为两边的政治家素质和觉悟太低，可谓皮相之论。 同时，1913年的“大决裂”，也并不表明更激进的革命必然到来。在北洋集团尚有能力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条件下，大革命并不容易发生。真正的大革命是在北洋集团内部分裂之后才成为可能的。1916年，而非1913年，才是更为重要的转折点。 这就需要我们更为严肃地对待袁世凯时代，重新评价其在中国的“革命世纪”中的意义。袁无疑挫败了议会民主制，但在袁死后与北洋集团坚决斗争的革命者，大多也不再是议会民主制的拥趸。尽管宋教仁在正史中始终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但这似乎只是“文与实不与”，人们赞扬宋教仁，惋惜他的命运，但他的道路却逐渐荒芜了。 这种荒芜绝非偶然。“皇纲解纽”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整合危机，绝非中央政府层面简单的权力再分配所能解决。一个在军事上时刻受到地方挑战、在财政上极端窘迫的中央政府，即便是采取与中国帝制传统更为接近的总统制的政府形式，也很难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全国。即便在军事与财政上有一定保障，要产生运作有效的内阁制政府，也需要运作有效的议会与政党；而要产生运作有效的议会与政党，则需要有建立在全国性利益关联基础上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社会领导群体。然而在1912年至1913年的中国社会，也许只有士绅在中国社会中还有较为普遍的权威性，但他们在政治上总体趋于保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地方主义化了，其结果是主动代表“中流阶级”、支持加强总统权力的进步党无法凝聚足够的政治支持；而热衷于议会—政党政治的同盟会—国民党固然有一定的士绅与官僚成分，但其领导者是尚未在中国社会取得普遍权威的、主要以通商口岸和大城市为活动基地的新知识分子，其成员中又包含了较多不入士绅法眼的由游民组成的秘密会社势力。在这样一种碎片化的社会基础之上，要产生具有社会领导力与政治整合力的政党并非全无可能，但这需要具有超常魅力的领袖，需要组织引入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对成员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塑造力。这恰恰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方向，而不是议会党的方向。议会党对组织性、纪律性要求天然较弱，如果没有超凡魅力领袖，其是否能形成政治整合，很大程度上就看社会本身的团结程度。但如果一个社会自身如同“一盘散沙”，又存在不同政制方案(如共和的总统制、一元或二元的君宪制)的竞争，内阁制政府的政治整合力注定不可能强大。(41)一旦持其他政体方案的群体势力上升，甚至内阁制这种政制方案都难以生存下去。(42) 当然，也许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所取得的“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成就为宋教仁式人物的回归提供了某些基础性条件。但如果今人只是因为对当下现实不满去召唤宋教仁的幽魂，而不追问他的道路何以荒芜，不去思考欲通过宋教仁道路实现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需要具备哪些基础性条件，宋教仁就永远只是“后悔史学”中令人唏嘘的悲剧角色，不会对新的政治建设产生什么积极作用。 注释： ①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文化服务社北平分社选印1945年版，第11页。 ②参见迟云飞、张耀杰、高全喜对宋教仁的论述，来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32179511.html，2013年8月25日访问。 ③[德]马克斯·韦伯：《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载《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④Marie-Laure Ryan, Fiction, Non-Factuals, and the Principle of Minimal Departure, Poetics 9(1980): 405-406. ⑤关于“延迟决断”，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⑥当然，在“五族共和”问题上，同盟会—国民党中孙文一派只是在表面上同意。到了20世纪20年代，则露出了不赞同“五族共和”的本色。但孙文对国家统一无疑是赞同的。 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2页。 ⑧夏新华等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⑨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⑩王世杰、钱端升指出，即便是总统制国家，“亦有明定元首的一切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始生效力者；然国务员的进退既操诸元首，则此种副署，实际上并不能如何拘束元首的意志。”参见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11)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12)《中华新报》1917年5月27日。 (13)夏新华等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14)1912年2月1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荣作在给日外相内田康哉的信函中对革命党的意图进行了解读，认为革命党推袁出任临时大总统，只是要他当作一傀儡，将由“孙文任内阁总理”，“黄兴仍任陆军部总长，掌握真权”；并“置参议院于革命党掌握之中”。参见《1912年2月1日铃木驻南京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函》，载《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345页。 (15)参议院相关讨论的过程，可参见《参议院议事录(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 (16)《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7页。 (17)《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之通电》，载《大公报》1912年7月2日。 (18)马震东：《袁氏当国史》，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106页。 (19)甚至孙文都出来宣布“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参见《民立报》2012年10月7日。 (20)《致柏文蔚论政见》，陆纯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五)，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39页。 (21)《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载《政府公报》1912年6月22日。 (22)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7、1358页。 (23)陈伯昂：《辛亥革命运动若干史实》，《河南文史资料：辛亥革命专辑(第六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24)如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指出：“常人之言，大抵谓现状非袁莫能维持；而政治之进步，则无可望。”参见黄远庸：《对于三大势力之警告》(1913年6月17日)，载《黄远生遗著》(卷一)，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25)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109页。 (2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27)于右任在一封书信里透露宋教仁受到排挤的事实，并称因为他与宋渊源较深，也受到波及。参见傅德华主编：《于右任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页。 (2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 (2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0)参见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604页。 (31)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 (32)东南编译社：《唐继尧》，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0页。 (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 (34)1913年国民党被主流舆论斥责为“暴民”，即可反映出这一结构性的冲突。参见高波：《从制宪到革命：张东荪对民二年政局的观察与批评》，载强世功主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35)居正：《辛亥札记》，大东书局1947年版，第115页。 (36)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 (37)转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3页。 (3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5页。 (39)张东荪：《匿敌与第三者之责任》，载《中华杂志》1卷8号(1914年8月1日)。 (40)参见汪凤瀛：《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转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 (41)正因如此，内阁制政府往往还要祈灵于君主制的帮助，因为君主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教制度，可以对社会起到某种整合作用。 (42)世界上存在社会层面整合程度低、议会—政党政治整合力弱、而内阁制政府却能够存活下来并持续加强的情形，那就是印度。但印度的案例具有若干特殊性：第一是在冷战时期美苏都试图拉拢印度，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压力比较小，如果当时有超级大国蓄意与印度为敌，在其内部扶植反对势力，印度的政治体系是很难抗住压力的；第二是印度的种姓、宗教、民族、语言所造成的内部隔阂远甚于中国，这既不利于政府，也不利于反体制势力的社会动员，因而只要政府在相对意义上比反体制势力政治整合力更强一些，就有可以稳住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