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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初以来，上海城市人口规模逐渐膨胀。1955年2月上海实行“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政策，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疏散和外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有组织地疏散城市人口，有计划地对城市进行瘦身。 1950年代前期上海人口形势 从20世纪初开始，上海人口经历了一个长达半世纪的持续性增长，1900年上海总人口134.5万，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已经达到502.9万。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和1949年上海经济衰退期出现人口减少外，其余年份呈现稳定快速增长的态势，并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当时苏联专家建议上海的人口规模应保持在500万左右，理由是当时莫斯科人口规模为500万，因而建议上海的人口也不要超过这个数。但是，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已经达到699.7万，远远超过500万了。 1950-1954年间，上海人口的继续增长，一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导致自然增长加快，二是由于外来人口大量迁入。这期间，上海年均净迁入16.7万人，自然增长17.6万人。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对上海人口增长的贡献基本持平，共同导致了上海人口的快速增加。 在人口职业结构方面，非在业人口规模大大超过在业人口规模。1955年上海的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 ，而“非在业人口”却高达62.93%，两者比例为 1:1.7，严重低于苏联人建议的1:1。大量非在业人口的存在，加重了政府的供应负担。以救济金支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5年，上海市政府支出救济金3290万元，相当于建设一个3000人的大纺织厂。总的来说，当时上海人口形势一方面是总量过大；另一方面是人口职业结构失衡，非在业人口比重过高。这种人口形势与当时的工业化建设、沿海城市的国防安全以及将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的发展思路等相背离，因此一场大规模的疏散城市人口运动随之展开。 紧缩的对象首先是无业或失业的消费性人口。档案资料显示，上海市原计划在“一五”期间向外疏散72.1万人，其中居首位的是外来农民，占27.7%，其次是劳动改造（犯人）、游民及老残和失业工人等。 外来农民是主要的疏散对象，有无固定职业和岗位是决定他们是否会被动员回乡的主要依据。大批没有固定职业的外来农民（包括他们的家属）被动员回原籍。由于当时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建立，对于外来农民的疏散主要采用较为温和的思想动员和劝说的方式进行。劳动改造（犯人）被视为城市负担，也被列入重点疏散对象，共疏散劳动改造对象12.3万人，其中2万人回原籍生产，10.3万人参加垦荒，由公安局强制押送到外地劳动改造。游民没有正当职业，也成为疏散的对象。游民部分被遣送到外地垦荒，部分参加治理淮河的工程，疏散的人数约为11万。失业工人也被列入疏散对象，他们的去向有三种，一是去外地支援国家建设，二是回乡生产，三是到外省参加垦荒。摊贩供应严重过剩，1955年上海市地界上的摊贩有23.5万人，半数是外来人口，在这次紧缩运动中共有2.33万户摊贩被动员回乡。三轮车行业存在“车多、人多、生意少、收入少”的供大于求的状况，过剩的三轮车工（包括人力车工）被动员参加垦荒，车工的主要安置去向是参加江西和长兴岛的垦荒。 从疏散的对象看，这次紧缩人口带有非常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将城市视为发展工业的基地，凡是不利于工业建设的人口大都被列入疏散对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