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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人口运动的过程与结果 紧缩人口工作的执行是从1955年7月开始，持续到1956年4月。疏散的高潮在运动最初的7、8月份，9月后逐渐归于平静。1956年3、4月份又有一股疏散的高潮，但是规模相对小很多。 这次紧缩人口运动的高潮发生在7月25日到8月16日间。7月份紧缩人口的指示下达后，全市立即各进行动员和疏散，行动非常迅速，上海市委要求在8月中旬形成运动的高潮。一时间动员回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当月动员回乡的农民人数就达43403人，8月15日前半个月又动员了150622农民回乡。 在经过近一个月疾风骤雨式的动员疏散后，成果显著，一月之间疏散了19万余人，但是由于准备仓促，出现了许多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动员对象扩大化和交通运输紧张，而且大量人口集中返乡，原籍地一时也难以安置返乡农民。因此，8月17日上海市委召开会议，决定暂停动员人口外迁工作，进行调查摸底工作，重新确定动员对象。18日全市暂停动员。19日起，开始对动员对象再次进行细致的审查，防止任意扩大疏散对象，造成不良影响。于是从9月份到年底，这段时间主要的工作是宣传教育，并未真正进行动员和疏散。此后全市范围内的人口疏散运动趋于平息。1956年3-5月份间出现一次小高潮，这主要是在闸北等少数地区进行试点性移民的结果，其规模远不如七八月份。 这次紧缩人口到1956年4月23日被停止，历时将近一年。根据统计数据，这次紧缩人口共迁出52万人，由于1956年1月11日至2月29日的数据和5月21-31日数据缺失，而这两段时间属于疏散低谷，规模不大，故总共疏散的人口估计在53万左右。 移民的去向与安置 回原籍生产和垦荒是两种最主要的移民安置方式。不同对象的安置方式不同，外来农民是疏散人口的最大群体，回原籍生产是他们的主要安置方式。而游民及老残者、劳动改造犯人、三轮车夫等剩余劳动力主要去向是垦荒。回原籍生产的外来农民安置相对容易，他们中大多数在农村有田地和房屋，具备回乡生产的条件。外来农民主要来自浙江和江苏，因而其去向主要也是江浙一带的农村。垦荒移民是政府统一组织，去向主要是江西，部分前往安徽、浙江湖州和江苏长兴岛。垦荒移民的安置工作相对复杂，也是移民安置的重点。 1955-1956年，上海组织的志愿垦荒队伍中，以前往江西的规模最大。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分批接收安置上海9万余劳动力，连同其家属在内，共约有30万人。1955年10月，作为试点的首批垦荒队伍开赴江西，安置了4714户，劳动力6861人，连同家属共12998人。1956年原计划大幅度扩大规模，但是1956年4月份紧缩人口停止后，该计划被终止，结果1956年2-4月间只去了4332户，共20162人。因此整个过程中，原计划迁往江西垦荒移民30万人，结果最终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 档案资料显示，尽管上海市政府为江西垦荒移民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但是移民安置的效果并不理想，没有达到安置城市剩余劳动力的目标。在移民出发前，上海市派出工作组对江西省内的荒地储备和流行病情况进行调查，认为有足够的耕地容纳移民，并对严重的血吸虫病提出警示。垦荒移民的经济成本很高，上海市为移民提供了标准化的生产生活资料补贴，平均每户补贴550元左右，以解决新移民生产生活资料上的匮乏。根据最后安置人数计算，上海市政府仅此项补助就需要支出500万余元，占当年上海市财政总支出的2.7%。 大批城市移民的到来，引起了当地农民的不满。当时移民在江西的安置方式分三种：一是建立农业合作社，集中安置；二是插进当地合作社，分散安置；三是建立小型农场，在上万亩的大荒地建立农场。1955年末第一批移民71.74%是插社方式安置，进入当地的合作社。这插社方式安置实际上是要当地农民出让一部分已有耕地，因而引起当地农民的不满。上饶专属浮梁县对鸣山乡的调查发现，“有些农民担心上海人太多，自己的地不够种；规定每户要抽出地来给上海人耕种，那么他们只愿意将差的地拿出来；也有担心上海人不会耕种，徒增加负担。”此外，多数移民并不能适应垦荒生活。1956年5月开始，陆续发生了移民集体骚扰和跑回的情况。到12月份年底“决分”时候，移民们发现自己的收入普遍很低。德安县对519位移民调查显示，在9个月的劳动中，他们人均只能收入19.9元，奉新县移民每年人均收入也仅有33.85元。生活困难导致大批移民自发跑回上海。到1956年12月底，跑回5633人（尚未包括回来又被动员回去的726人），占移民总数的17%。即使是安顿下来的移民，也多数不能实现自给自足。奉新县移民的自给自足率为40%，武宁县为26.6%，德安县为15%，永修县仅为2%。江西的移民安置证明，组织城市人口往偏远地区垦荒不仅成本高，而且容易引起土客矛盾，更重要的是，移民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垦荒移民并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手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