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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取得之关键因素(4)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 温锐 陈涛 参加讨论

        (二)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积极外交,发挥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斗争中的特殊作用。
        1.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前,中国居中调解斡旋,力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实现联合。此阶段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在于唤起美英苏等大国对亚洲事务的重视,力求促成中美英苏等国共同抗日的局面。还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共便于1936年4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提出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11),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侵略之主张;是年7月,毛泽东又在与斯诺谈话时进一步强调,“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2);而当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意图“南进”,威胁到英美法三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属地时,中国政府则借机向英、美、法、苏等国提出共同制日的明确主张,尽管对此当时各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反应冷淡,但中国政府并未放弃争取联合的努力。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得苏德之间、英美与德意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这也为中国政府开展外交努力谋求联合英美苏抗日提供了契机。于是,国民政府派遣宋子文、胡适、郭泰祺等赴英美两国积极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则支持“蒋加入英美集团”(13),“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4),力促“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15)。尽管上述结盟抗日主张暂时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中国政府及国共两党致力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的外交努力更加积极。针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存在所导致的英法美等国对苏联加入法西斯阵营充满的猜疑与戒备,顾维钧(时任驻法大使)、郭泰祺(时任驻英大使)积极展开了居中疏通调解的努力,推动各国搁置矛盾与分歧,注重当前共同利益;同时,中共也借助自己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为国民政府调解大国关系的努力提供了协调与疏通的帮助。尽管中国居中斡旋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所作出的努力使得苏美英法等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之前,都借助与中国的关系加深了对对方的了解;并为能够容纳不同制度国家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
        2.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穿梭于国际反法西斯外交战场,发挥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合中的特殊作用。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指明了方向,“一为战时如何加强各国友邦协同作战之效能,以争取反侵略战争之胜利;一为如何与各友邦加强合作,以确立保障世界永久和平之国际组织”(16)。以此为目标,中国政府在促进反法西斯联盟联合的外交努力中,发挥了自身的特殊作用。首先,1942年2月4日至21日,蒋介石以调解英印关系和强化中印合作为主要目的出访印度,使得中国推动世界联合抗击法西斯侵略所作的重要努力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赞誉:英国《斯特导报》评价称,中国的“呼吁,劝英、印两方面觉悟其责任,以远东眼光共保合作,为惟一解决英属地途径”;美国舆论认为蒋“若能于中国伟大贡献之外,进而动员印度之庞大潜力,则所予同盟国之帮助,实不可限量”;印度各界也纷纷称赞蒋介石访印“增厚中印友谊,亦且促进印人对日之觉悟”(17)。同时,蒋介石的印度之行在打通中外交通方面,达成了开辟从加尔各答到重庆的中印航空线的协议,又为中国持久抗战大大增加了战时军事物资的供给。蒋介石这次印度之行,加强了中印对日作战方面的联系与合作,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内部的团结,符合中国自身和联盟共同的利益要求。其次,顾全大局,继续做出重大牺牲,艰难支撑抗战后期太平洋地区的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虽已形成,但西方盟国从全球战略考虑,首先实施的是“先德后日”战略,整个战略重心首先放在西线(欧洲战场),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战场将得不到足够的外来战略物资补给,并仍然要承担主要的对日作战任务,且该战略的实施也使得原定于1943年秋至1944年春进行的全缅作战被搁置。这当然有以牺牲中国战场为代价的成分,自然也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与反对。然而,中国政府仍然顾全大局,中国军队在抗战后期仍坚持不懈地对在中国的日军发动大规模反击,紧紧咬住日军,支持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战略实施。同时,中共及其领导人客观理解与对待“先德后日”战略实施,毛泽东指出:“今后的问题,是要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这要分为两步,首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18);中共在继续保持与苏联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拓宽对外交往渠道,加强了与美英等国的交往,并于1944年夏成功邀请美国派遣的观察组访问延安,并借此向国际社会阐述了积极的抗日主张及自身艰苦的对日抗战,在支持与推动中国政府加强与美、英、苏等盟国的战略协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1945年4月至6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人董必武的中国代表团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以及中国在此间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则进一步体现出中国积极外交努力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之贡献。如在托管领土问题上,尽管支持的是小国的意见,并遭到英法美的强烈反对,且美国代表还曾私下以托管理事会永久性席位为诱饵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主张,但中国代表不为所动,始终坚持不仅要对托管领土加上“独立”的目标,而且要对非自治领土添上独立的内容的原则立场,为新的托管制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19)也使得反法西斯联盟在盟国合力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得到了维护,进而起到了维护盟国共同利益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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