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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盟国方面来看,美苏等同盟大国同样也以中国为其整个战略发展的支撑点,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巨大的援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感受到了双线作战的巨大压力,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充分发挥自身战争潜力,以保障美国在太平洋战线的稳定,这显示出美国将中国引为其亚洲战场重要战略支撑点的意图。同样,苏联和英国在战时大力援助中国,是因为他们也将中国视为其战略(尤其亚洲战场)的重要支撑点,并且都需要倚仗中国为其抵抗强大的日军,以避免多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于是,美英苏等大国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必要且是互利的援助。作战物资方面,苏联政府自1938年至1941年向中国支援了飞机1235架,各类火炮16000门,汽车和坦克共1850辆,以及其他枪支弹药与作战物资(33)。美国在1940年两次宣布对华借款总额达4500万美元后,在同年11月又再次声明将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巨额贷款。随后英政府也因同样的原因宣布给予中国1000万英镑的贷款。政治方面,美国力排众议,坚持使中国成为战时“四强”之一,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政治与道义支持。此外,“驼峰航线”、“中印公路”、“飞虎队”等一个个永为历史祭奠的名词也折射出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支援。 总之,中国与同盟大国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支持了彼此的抗战,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美苏英等同盟大国将中国视为战略支撑点,本身就说明了中国通过自身的世界性贡献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大国地位,这为中国作为大国在战时和战后国际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国地位获得的四大关键因素中,中国的国土、人口资源和民族精神等所构成的国家综合实力优势奠定了中国大国地位的国力基础,中国政府实施的务实积极外交策略对世界反法西斯联合阵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政府主导与推动的对日持久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具有巨大贡献,中国与同盟大国间构成的支持关系则是一个互为战略支撑的相互支持格局。它们是中国获得大国地位的内因和关键因素,而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正确对华政策,则只是中国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重要催化性因素而已。此外,我们还应特别正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家间相互支持抗战、相互引为战略支撑点的相互支持格局,本身就凸显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从另一角度展示了中国所以获得大国地位的关键因素。而将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说成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赐予”或“恩赐”,显然是未能在全局上把握上述四大关键因素所起到的合力作用,进而将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外部“催化”作用过分夸大,且有将中国大国地位取得的次要因素误为全局或关键因素之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