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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观云这篇论文的部分目的是要颂扬平等,像康有为一样,某种程度上也像黑格尔一样,观云也用“平等”的概念来将那种区别文明/愚昧、智慧/愚蠢的偏颇的不平等性给合理化了。他把平等与文明联系在一起:“国愈文明,其要求平等之心愈切:而蛮野之国反是。”(29)正如我们看到的,平等是进化的结果,因此,为了获得平等,人们就必须去支持进化,而进化却往往包含着不平等。“至是而果欲平等,势不能不夺智者勤者之所有,而以与之愚者惰者,其结果反能使人人安于愚惰,而世界且因而退化。于是言平等者,不能不分为两个之阶级”。(30)换句话说,在观云看来,为了获得呼应世界之进化的平等,人们必须保证聪明和勤奋的人要比愚蠢和懒惰的人更为富有。只有这样,那些愚蠢和懒惰的人才会有动力去改变,从而最终推动世界的进化。尽管观云没有直接使用种族的范畴,他却复制了康有为关于种族的逻辑,因为在他看来,最终只有当全部人类都变得同样的智慧及勤劳时,平等才有可能实现。 章太炎1906-1911年写作的其中一个目的恰恰就是要批判严复、梁启超、康有为及其追随者思考中关于“天理”的两点特征。其一,改革派将“天理”与国家和社会建设相勾连,这样就要求一种走向集体的牺牲。其二,他们求助于“天理”以对通过进化来消除差异进行合法化。既然进化是不受人力控制的(除了康有为那种极不现实的“选择式交配”方案带来的可能性),那么,接受改革者们的“天理”构想就意味着对拒斥进化。 这种对革命的偏离也是对特殊性的消除的一部分,因为它过分强调进化的普遍原则而忽略了人类的作用。当改革派们用“公理”来抵制革命时,他们忽略了,或者说他们破坏了具体的人之主体性的潜力。章太炎将这种差异与特殊性的消除视为区别文明与野蛮之必然结果,这种区别也同伴随着“公理”的科学世界观相联系。简而言之,章太炎认为尽管“公理”表面上助推了“平等”,实际上它却使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之间的区别永恒化了,它反而生产出了不平等。章太炎在梁启超身上看到了一种利用文明与“公理”来将歧视合法化的典型事例——后者甚至支持美国对黑人的种族压迫。(31)正如我们即将在本章结尾看到的,为了抵制这种思想,章太炎设想了一个超越了“公理”带来的同质化倾向的世界。换句话说,对野蛮与文明进行区别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预设之上的,即文明的标准是对一切人都同样有效的。这是一种试图将他者纳入“等同”之逻辑的尝试。 在晚清时期,“公理”以及文明/野蛮区别的观念绝不仅仅局限于改革派,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了霸权性的观念。例如,我们在邹容有关革命的论著中碰到了“公理”一词,而章太炎本人则十分推崇该书,并为该书撰写了序言。(32)章太炎在写给康有为的回应中也用到了“公理”一词,后者在当时认为中国人还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因为中国人还并不理解所谓“公理”。章太炎反驳道:“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33)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在1903年,章太炎即使愿意接受“公理”概念,他仍然坚信人之作用强于所谓“公理”。在晚年,他将更具批判性地剖析个人与“公理”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